1992年的一天，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被调到全国政协工作。几天后，周海婴受邀到一位老政协委员的房间。在那里，这位老委员向他吐露了一个“从没透露过的秘密”。这个“秘密”让周海婴非常震惊，同时也对这位老委员感到尊敬。

说这个“秘密”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位老委员的身份，他就是原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在军统任职，深得戴笠信任的沈醉。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沈醉还是军统鼎鼎有名的暗杀高手。沈醉的“秘密”，也跟暗杀有关。

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周海婴的父亲，也就是鲁迅先生。结果在对面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鲁迅经常在桌上写字，周海婴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鲁迅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他说，否则会对不住周海婴，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

沈醉接到上级命令，要暗杀鲁迅，沈醉的上级是谁？当然是戴笠。而戴笠领导的军统，向来都是“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这个“领袖”当然就是蒋介石。也就是说，军统暗杀一个人，尤其是像鲁迅这样有声望的人，要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指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有相关专家提出，沈醉这个话是假话，因为直到鲁迅去世，蒋介石都没有下达过暗杀他的指令，最多不过是派人去劝鲁迅到日本去。至于沈醉说什么“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才没有下手”，是在讨好周海婴，往自己脸上贴金。此外，沈醉所谓的“从没透露的秘密”，其实早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有所披露。

那么，蒋介石究竟有没有可能派人暗杀鲁迅呢？这篇文章，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蒋介石曾试图拉拢鲁迅

鲁迅跟蒋介石都是浙江人，鲁迅比蒋介石大6岁。当蒋介石还是革命青年所推崇的“左派将军”时，鲁迅对这位同乡小老弟也是颇为欣赏并且寄予厚望的。

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时年45岁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彼时的蒋介石还是北伐军总司令，而吴佩孚则是被讨伐的对象。

1927年初，在跟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朱家骅一再邀请下，鲁迅还曾离开厦门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是概不赴宴的，接受朱家骅的邀请也算是破例了。在广州期间，鲁迅还曾应邀到孔祥熙家里做客。此时的鲁迅，可以说是跟蒋介石，跟国民党的人站在同一条线上。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人也对鲁迅多有借重。

不过鲁迅对蒋介石的好感并未持续多久，因为蒋介石很快就露出了反革命的面目，发动了残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跟全国大多数人一样，鲁迅也是在这时候看穿蒋介石的真面目的。从广州中山大学来到上海的鲁迅坚持以杂文为武器，揭露批判的锋芒开始转向国民政府新的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回到上海后，蔡元培为顾及鲁迅的生活和发挥他的专长，特聘请他与吴稚晖、李石曾，马叙伦、江绍原五人为大学院撰述员，专门从事各自所长的学术活动。鲁迅早已想辑录考订出版他所潜心的《古小说钩沉》等书，同时此项职务月薪三百元，对生活确不无裨补，因此便欣然接受。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成为该组织的第一发起人。不久后，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兼任了“教育部长”，就有人向他报告说，教育部特聘撰述员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最近成立的中国自由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就是他主持的。是不是要除名或者……

省略号后面的含义，大家都清楚。此外，由于组织发起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还被国民党浙江省宣传部长许绍棣将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对鲁迅加以迫害，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却认为这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

然而，鲁迅却拒绝了。这年的年底，鲁迅被裁掉了特约编辑职务。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4年间，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700元。鲁迅用它来购买了大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画册等。1930年的一年，达到买书的最高峰，平均每月购书的费用有200.38元之多；此外，还不断地支助了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的经费。

在接下来的四五年时间里，蒋介石仍然没有停止派人游说鲁迅“去日本住一些时候”的计划。蒋介石派的这个人叫李秉中，黄埔三期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得到过鲁迅的资助。李秉中年轻的时候很有革命斗志，爱国之情，鲁迅对他的态度也甚为友好、器重。

鲁迅重病时，李秉中写来一封信，劝他到日本去休养。在信中，李秉中称如果鲁迅答应去日本，他可以打包票撤销其通缉令，这样也可以跟远在北平的母亲相见。这就是活脱脱的“威逼利诱”了，鲁迅当然没有“屈服”，而是让许广平代他写了一封回信。

不过，鲁迅在看了李秉中的信后，也感到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内山完造吐露心声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实际为七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

鲁迅为何从来没有指名道姓骂蒋介石？

1930年5月7日晚，鲁迅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之约，往爵禄饭店与李会面。李立三对鲁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

有人说，鲁迅从来没骂过蒋介石，这其实是不准确的，鲁迅也曾经骂过。在《南腔北调集》中的《论“逃难”与“赴难”》中，鲁迅就有如下一段文字：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 ：

我们所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们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看到这样的言论，鲁迅先生曾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进行讽刺：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聩糊涂。

后来在《“友邦惊诧”论》中也讽刺蒋介石的“党国”：

“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想，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因此，曹聚仁认为，这是“杀错了人”。

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

“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因此，鲁迅不是没有骂过蒋介石，只是没有点名道姓骂过蒋介石。原因正是如他跟李立三所说，他不愿意因为骂了蒋介石而被迫到国外当寓公。这当然不是因为鲁迅怕死，只是他要保全自己有用之身，从而揭露时代的黑暗，从而成为亿万青年的指路明灯。

此外，鲁迅认为，真正能救中国的，绝不是推翻一个人或是一个政府就行的，更主要的是，要唤醒千千万万中国人。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

跟胡适相对的是，抱有“好政府”思想的胡适，就曾多次点名道姓，在文章中骂蒋介石。这无关乎孰是孰非，只不过是各自思想的区别。

鲁迅的这种斗争方式，也让蒋介石对他的“杀人”不至于那样强烈。毕竟，鲁迅没有直接参与政治，没有号召大家推翻蒋介石政府。殊不知，鲁迅这种对民众的启蒙性影响，往往也极具杀伤力。

“左联五烈士”

在沈醉的讲述中，鲁迅是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的。蒋介石惯于搞这样的名单，就像他在败逃台湾前，还让毛人凤拟了一份长长的暗杀名单一样，将自己的政敌、倾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有起义倾向的国民党将领都列在了名单之上。鲁迅在暗杀名单之中，一点也不奇怪，上了暗杀名单的文人也绝非鲁迅一人。曾在鲁迅葬礼上走在最前面的李公仆，就被暗杀了。闻一多、杨杏佛、史量才也都被暗杀了。

跟鲁迅联系紧密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有五位青年作家，成为了蒋介石刀下的亡魂。

1931年的2月7日，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逮捕后秘密枪杀。五位烈士均为共产党员，其中李伟森还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们被害后，左联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斥责反动派的罪行。

当五位青年作家被捕时，鲁迅也曾积极营救过，然而当时他自己的处境也不乐观。当时，鲁迅仍是被通缉的对象，避居在租借中，外面四处传闻他也被捕了，或是被杀了，可真正让他着急的是，“柔石的消息却很少。”

在“左联五烈士”遇害两周年纪念日上，鲁迅为“烈士”们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文章里说：

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在文章中，鲁迅深情怀念了与每一个遇害青年作家的交往，在文章末尾，鲁迅发出感叹：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左联五烈士

沈醉的话究竟可不可信？

沈醉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他是双手沾满血腥的军统杀手，被俘后也是改造得最快的国民党特务，最后还被证明曾在“云南王”卢汉起义的文件上签了字，恢复了“起义将领”的待遇。从这点看，沈醉起码是很识时务的，要说他“良心发现”放过鲁迅，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沈醉不过是军统上海行动组长，20岁出头，根本不可能擅自不执行上级指派的任务。

但因此就能表明，蒋介石没有动过暗杀鲁迅的念头吗？我看也不尽然。蒋介石是一贯有暗杀传统和“精神”的。早年投靠陈其美时，就亲自在医院暗杀了与陈其美争夺浙江辛亥革命领导权的政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攫取国民政府政权后，蒋介石随即就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专门从事暗杀政敌的活动。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建立后，暗杀政敌，更是其“日常任务”之一。凡是与蒋介石政见不同，有利益冲突者，皆在其暗杀之列。鲁迅没事就不点名骂蒋介石及其政府，而且他在全国革命青年中极具号召力，要说蒋介石不想杀他，那是不可能的。再说，蒋介石连孙中山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都动了杀心，想杀一个鲁迅有什么出奇的。

关键不在于蒋介石想不想杀谁，而在于杀完之后他能不能应付得了随之而来的压力。至于是不是派人劝鲁迅出国，那根本就不重要。蒋介石派人监视宋庆龄，甚至准备下杀手时，也同时安排了不少人去劝宋庆龄出国。

因此，蒋介石是完全有可能对鲁迅动杀心的，只不过这个动机是不是足够强烈，是不是能承受杀害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带来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鲁迅更注意斗争方式。

参考资料：

《蒋介石与鲁迅的一次特殊“对话”》，陈正卿，档案与历史

《从沈醉“良心发现”不杀鲁迅说起》，秋石，作品与争鸣

《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

《鲁迅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张祖涛，文史天地

《鲁迅与“左联五烈士”》，朱正，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