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走失”的孩子都不够用。

35岁的玛丽埃拉一直知道自己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她经常做噩梦，梦见有人放开了她的手，把她扔进湖里——她认为，这是被遗弃的创伤后遗症。

1987年，不到1岁的玛丽埃拉被一个比利时家庭收养。2017年，她找到了自己的危地马拉家人，才发现自己并不像一直被告知的那样是个弃儿，而是被拐走卖掉的。于是，她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亲生父母给她取的名字，成为玛丽埃拉·希方特斯·科林·法农（Mariela Sifontes Coline Fanon）。

今年11月，玛丽埃拉出版了自传《妈妈，我没有死去》，讲述自己找回亲人的故事。

在1960年到2007年里，数万危地马拉儿童被世界各国的家庭收养，如今他们是比利时人、法国人、以色列人、加拿大人、爱尔兰人、丹麦人、瑞典人……长大成人后，他们想去寻找自己的出身，却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信息零散、文件内容矛盾、证明缺失……

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个例，玛丽埃拉想要为其他被收养的危地马拉人提供帮助，她于2017年创立了基金会“流离的根（Racines perdues）”。在向基金会求助的数百人中，约有40人得以与他们的危地马拉家人团聚，大多数人和玛丽埃拉一样，经历了一场“国际收养”的骗局。

2017年3月8日，危地马拉一家儿童收养中心发生火灾，导致36名女孩遇难，她们留下的娃娃散落在废墟里。图片：CFP

被收养的孩子

玛丽埃拉在比利时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和青春期。

养父母从来没有向她隐瞒她的过去。“我没有把你怀在肚子里，但我一直把你放在心里。”她的养母对她说。他们希望她能跟自己的“根”有联系，但在18岁前不想和她谈论太多这个话题。

养父母一直认为，帮助他们进行领养的比利时协会“搭桥（Hacer Puente）”是一个政府认可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在协会给出的“官方版本”中，玛丽埃拉出生后，她的亲生母亲穷到吃不起饭，因此签署了文件，主动放弃了抚养权。

关于玛丽埃拉仅仅11个月的危地马拉生活，中介留给收养家庭的档案中只有一张“亲生母亲”的照片，这被养母精心保存了下来。他们甚至连玛丽埃拉的真实姓名都无从知道，于是给她取了科林·法农的名字。

玛丽埃拉长大后成了一名律师，有了自己的孩子。2017年，和5岁女儿伊娃一次谈话触发了她找寻过去的想法。

伊娃看到自己的外貌，一直觉得自己和妈妈一样，是“来自危地马拉的印第安人”。玛丽埃拉想要反驳她，却被女儿的一句话堵到说不出来——伊娃对她说：“你知道自己从妈妈的肚子里来，却不知道她到底是谁。”伊娃还说，她想去妈妈原来的国家看看。玛丽埃拉答应她：“如果有一天能回去的话，我也会找到我的妈妈。”

玛丽埃拉婴儿时和现在的照片。图片：NBC

从那时起，玛丽埃拉开始整理有关自己被收养的信息。证件、照片、发票、机票，她花了几周时间，终于发现包括自己出生日期和地点这些最基本的内容，不同文件上出现多处前后矛盾，这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合法收养。

玛丽埃拉向养父母提出了自己被拐卖的可能性，他们非常惊讶，但表示支持她追查下去，如果有需要，可以陪同她一起去危地马拉。在家人的鼓励下，玛丽埃拉鼓起勇气，致电“搭桥（Hacer Puente）”协会的代表。对方听了她的疑惑，含糊应付几句，便飞快挂断电话。

玛丽埃拉意识到，她正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一门生意

玛丽埃拉出生于1986年，11个月大时被收养。这正是危地马拉史上最漫长、最混乱的内战时期。

1960年，危地马拉独裁政府和左翼反抗组织之间爆发内战，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96年才结束。虽然战斗双方是政府部队和反抗组织，但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内战的本质变成政府军针对平民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单方面暴力活动。由于左翼团体受到土著玛雅人和农民的支持，在叛乱分子占据的农村地区，政府镇压导致对农民的大规模屠杀和对玛雅人的种族灭绝。据估计，冲突期间有14万至20万人被杀害或被迫“失踪”，150万人流离失所。

这种恐怖造成的结果在1980年代尤其惨烈——洗劫村庄、酷刑、失踪……约有440个村庄从危地马拉的版图上消失。屠杀之后，大量迷路的孩子被士兵带走作为童工，或是送人收养。很快，有些人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于是在捡到孩子后并不查证他们是否还有家人，而是直接卖去国外作为“孤儿”被领养。

这门生意发展得越来越“红火”，甚至逐渐演变为涉及高级政府官员的国际贩卖儿童网络。早在1977年，危地马拉就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无需通过法官的判断，只要获得国家总检察长办公室盖章的公证书，便可以从事“国际收养”的业务。到了1990年代末期，被“国际收养”的危地马拉儿童数量位居世界第四；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危地马拉则是第一。

即便是内战结束后，危地马拉的“国际收养”仍然“蓬勃发展”。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危地马拉国家总检察长办公室仅公布过一次数据：1997至2007的十年间，有32250名儿童被正式收养，其中86%的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余则去往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

“这变成了一门生意，孩子们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危地马拉检察官办公室反人口贩运起诉负责人亚历山大·科洛普（Alexander Colop）解释说。

在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首都危地马拉城的酒店里到处都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家庭。他们希望收养孩子，听说危地马拉是一个容易走“国际收养”程序的国家，于是便来到这个满是婴儿的“孤儿院”。

世界电视网（Telemundo）的纪录片《危地马拉迷失的孩子（ Los niños perdidos de Guatemala）》。图片：YouTube

2019年世界电视网（Telemundo）在纪录片《危地马拉迷失的孩子（Los niños perdidos de Guatemala）》中揭露了这项暴利“国际收养”业务，发现收养婴儿甚至比申请经济援助还简单。当时危地马拉律师的权力很大，还可以充当公证人的角色，法律允许律师在没有其他政府机构监管的情况下处理收养事宜。

纪录片中，一位托儿所负责人讲道：“从刚出生24小时到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都可供选择。但收养家庭不能见孩子的亲生父母。我这里大多数孩子都去了荷兰或其他欧洲国家。律师收取15000美元的费用，另一半是给我的，算作抚养儿童的补偿。”

确定被收养的孩子们马上收拾行李，一两周内便带着护照从这个国家消失。

“妈妈，我没有死”

通过检查所有账单，玛丽埃拉发现，为了最终收养她，1987年，养父母支付了几万比利时法郎给中介组织，但很难证明这些款项的合理性。每当养父母表示出疑惑或者担忧时，比利时方面的“搭桥”和危地马拉抚养过她的孤儿院都会向他们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的价值？”发现这笔账后，玛丽埃拉感到自己很肮脏，她打开花洒，在下面站了很久，却始终无法冲洗去这种厌恶感。

从与女儿伊娃的谈话开始，玛丽埃拉调查了大约一个月，终于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她先是在Facebook找到200多名与亲生母亲同名同姓的危地马拉女性，然后按城市进行搜索，对照她们的信息。就这样日日夜夜不停地搜寻，玛丽埃拉发现了一张照片，她立刻知道，“是她，我不喜欢说‘生母’这个词，她就是我的‘妈妈’”。

这位名叫洛蕾娜的女士，于2017年11月7日发布了一张有些年头的新生婴儿照片，并说明这是她“失去的那个孩子”。而11月7日，正是养父母收到的玛丽埃拉第一份出生证明上的日期。

这个信息让玛丽埃拉感到“心脏要爆炸”。她向这个账户发了一条消息，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回复。她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了洛蕾娜的两个女儿，看到她们照片的那一刻，玛丽埃拉更加确信这是她的姐姐们——她和她们长得很像。

但两个姐姐难以置信，她们给玛丽埃拉打了电话。对方的西班牙语讲得太快了，玛丽埃拉很难听懂。姐姐们也无法接受，担心她是骗子——一个一直以来被认为去世的妹妹，居然在大洋彼岸好好生活着？

但很快，洛蕾娜给她发来了消息：“我亲爱的孩子，我想我就是你的妈妈，我的心都快停止跳动了。那时，那些人骗我说你已经死了。”

玛丽埃拉和亲生母亲洛蕾娜。图片：Twitter

2017年12月12日，玛丽埃拉通过视频见到了亲生母亲洛蕾娜、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虽然她几乎不会西班牙语，双方无法完全互相理解，同时她内心强烈地感受到命运的不公正，但泪水像洪流般涌来，压倒了一切情绪。

重逢后，危地马拉之行很快安排好了。2018年1月，玛丽埃拉回到出生地，找到了她的家人。尽管不满一岁就离开了这里，但家中的气味、公鸡的鸣叫和耳边的西班牙语，一切都这么熟悉。

贩卖网络

洛蕾娜终于有机会向女儿讲述当时的情况。她说，玛丽埃拉出生前不久，她的父亲就去了美国，在那里开始新生活。这和中介组织告诉养父母的完全相反——洛蕾娜虽然不算富裕，却也不至于想要抛弃孩子。在医院分娩后，洛蕾娜和玛丽埃拉都发烧了，不久有两个女人告诉洛蕾娜，孩子已经死了，被埋在乱葬坑。

而事实上，玛丽埃拉被人贩子绑走送去奥菲利亚孤儿院。

此前，在收养文件中，玛丽埃拉注意到了这个经常出现的名字——奥菲利亚·德·加马斯（Ofelia de Gamas）。其中包括她“亲生母亲”签名的遗弃公证书，奥菲利亚作为证人出现在文件上。

她通过一些被收养者的帮助协会，发现了奥菲利亚的真实身份：她不仅经营着玛丽埃拉生活过的孤儿院，还是危地马拉前总统奥斯卡·温贝托·梅希亚·维克托雷斯 （Oscar Humberto Mejía Victores）的嫂子，是在这个国家受到保护的“儿童贩子”。1983年至1986年，维克托雷斯作为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在内战中残酷镇压反对派和平民，他领导下的安全部队制造了数千起绑架、强迫失踪和杀害事件。

尽管还不满一岁，彼时的玛丽埃拉也和其他孩子一样，一直被绳子捆着脚固定在床上，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奥菲利亚和这些被绑的孩子们的身影。十一个月的虐待给玛丽埃拉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时至今日，她都不能忍受睡觉时脚上盖着东西的感觉。

几十年来，外界对孩子的需求如此之大，战争中“走失”的孩子都不够用。为了满足需求，黑帮组织开始说服怀孕的青少年分娩后放弃年幼的孩子，或是寻找容易受骗的文盲妇女，让她们在不理解任何内容的情况下签署文件。

世界电视网（Telemundo）的纪录片《危地马拉迷失的孩子（ Los niños perdidos de Guatemala）》中，寻找亲生父母的危地马拉人展示他们的照片。图片：telemundo

他们甚至开始在城市里偷孩子，在医院里盯梢那些弱势的怀孕女性。2002年，危地马拉促进儿童权利机构 (CIPRODENI) 协调员的一名官员马文·拉巴纳莱斯 (Marvin Rabanales) 谴责说：“在人权检察官办公室，我们不断看到报道称刚刚生产的母亲从麻醉中醒来，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被绑架30分钟后，一个孩子马上就能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危地马拉检察官办公室反人口贩运起诉负责人亚历山大·科洛普讲道。危地马拉的托儿所或其他中介机构往往会要求收养家庭直接来现场接孩子，2007年之前，首都危地马拉城美国大使馆附近的豪华酒店Camino Real是最知名的“收养中心”，这里的一层被改造成“托儿所”，方便想要进行国际收养的夫妇直接“购物”。孩子的价格飞涨，最高可达50000美元。

根据危地马拉消除有罪不罚国际委员会 (CICIG) 2010 年的一份报告，仅在2007年，危地马拉就收到了2亿美元的收养费。据估计，其中98%的“国际收养”收养都是骗人的，收养家庭对孩子的来历并不知情。

当养父母来接玛丽埃拉时，她的健康状况比较糟糕。玛丽埃拉认为，她的养父母和许多其他收养家庭一样，“从头到尾遵循了比利时的法律程序”。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她的出生证明是假的，一切都是孤儿院的精心策划，凭借奥菲利亚的关系网，拿到官方文件是很简单的事。

流离的根

奥菲利亚已于2010年去世。但自玛丽埃拉之后，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受害者报告了数百起类似案件。2019年5月，丑闻在比利时爆发，进行“国际收养”的“搭桥”组织前财务主管伯纳德·辛托宾（Bernard Sintobin）被指控收养欺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比利时分部临时主任仅仅一周，虽然案件至今还没有结果，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火速解雇了他。

辛托宾表示，他从未有过违法行为。他争辩说，当时关于收养的立法要灵活得多，生母的简单签名就足够了。他还声称，至少在当时，他从未怀疑过奥菲利亚·德·加马斯的诚实，也从未怀疑过她拯救儿童的意图。

2017年，在与危地马拉家人视频通话5天后，玛丽埃拉创立了“流离的根（Racines perdues）”基金会，帮助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危地马拉人找到自己的亲生家庭。而这些人的故事已经融入了玛丽埃拉的生活，她意识到，寻找家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但了解自己的根意味着从此人生有了继续生长的力量。

2019年第二次回到危地马拉时，玛丽埃拉见到了亲生父亲和他现在的新家庭，并举办了盛大的派对。如今她生活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已经接近复位，她的四个父母隔着屏幕已经互相认识，或许在他们准备好之后，能够真正见上一面。

玛丽埃拉是幸运的。同样通过“搭桥”组织被收养的阿尔贝托·祖恩（Alberto Zune）仍在寻找他的亲生父母。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收养文件上出现的父母名字并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母。

“这个假爸爸的妻子是走私儿童的人。他们是儿童贩运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扩展到了危地马拉政府的最高层。”他解释说。

2021年6月3日，致力于让因战争而离散的家庭重新团聚的危地马拉组织“精神卫生联盟（Liga de Higiene Mental）”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家庭团聚的照片。图片：Le Monde

2007年，危地马拉的“国际收养”程序因腐败、胁迫和缺乏透明度而受到严厉批评，为符合《海牙收养公约》，政府对收养立法进行了改革，从2008年开始停止国际收养。但危地马拉当局则几乎从未表示过会承担数千个家庭分离的责任。

危地马拉律师埃德蒙·穆莱特 (Edmond Mulet) 曾“帮助孤儿寻找外国收养家庭”，1981年，他被指控涉足非法国际收养网络，最终指控被驳回。穆莱特在联合国担任外交官后取得了成功，并于2019年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候选人。

“立法允许这样做，这在当时这是完全合法的。证据就是我没有接受审判。”他在接受世界电视网的纪录片采访时辩解道，“我相信孩子们的生命得救了。这里没有受害者。”

20年来一直致力于让因战争而离散的家庭重新团聚的危地马拉组织“精神卫生联盟（Liga de Higiene Mental）”回应道：“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人道主义。如果是这样，请将收养文件带给我们，让孩子们能够与家人重新联系，这也是人道主义。你有这些儿童原生家庭的线索，告诉我们他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