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李兆麟

1939年3月9日下午1点左右，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出现在了南岗车站街（今红军街）中共哈市委秘密驻地参与会议。会议开至2点多，李兆麟以“有个约会”向市委书记钟子云请求提前离开。

获得准许后他随即乘车离开会场，准备回中苏友协去。不料车子在途中出现故障，坏在了《哈尔滨日报》报社附近。刚好报社的唐景阳乘坐马车经过，便命令警卫员李桂林帮着司机修车，独自就坐上了马车。

回到中苏友好协会后，他习惯性地问了问秘书于凯：“有无事情？”

得到“无事”回答后，他说自己要去水道街9号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又交代了等警卫员李桂林回来后，让其前去接他后就走了。

车子很快就被修好，然后开回了中苏友协办公处。李桂林立即跑进办公室找李兆麟，但却发现他不在。作为警卫员，他必然是知道李兆麟平日里的工作安排，是否有外出需要这些的。所以当他听秘书于凯说李兆麟到水道街开会时，他就觉得很奇怪。

接着于凯给了他一封信，上面写着：

“下午3点请兆麟同志去水道街9号，商谈关于‘国大代表’的事情。”

看完信件，李桂林越想心里越越没底。而且李兆麟素来都是守规矩的人，按照部队规定，他肯定知道应该等李桂林回来后一起前往。于是他立即跑着赶去了水道街，但没有打听到任何有人来这里开会的消息，就走进了楼房院子里去查看，一进去就看见了院里的3个男人。

他连忙走上去询问：是否又看见一位身穿洋服大衣的男人？见三人都回答不知道，李桂林就继续往里面找了找。此时已经心急如焚的他，全然没有留意到这3个男人是在故作镇定。因为李兆麟此时已经被他们杀害，如果不是见李桂林进了院子，他们就会把李兆麟的尸体割断，然后用麻袋运走投入江中，以此毁尸灭迹。

李桂林找完了整座楼房都没有发现李兆麟，深觉不妙的他马上返回中苏友协。并将李兆麟在水道街9号失踪的消息上报给了苏军司令部。苏军司令部立马派兵包围了水道街一带，开始严密盘查。正是因此，那3个和李桂林擦肩而过，原本打算将李兆麟的遗体投江的男人的计划落了空。

由于苏军和住户之间语言不通，搜查起来很是困难，直到半夜一两点都还没盘查完，也没得到任何有效线索。

10日上午，国民党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余秀豪收到了苏军卫戍区司令部的命令：马上追查李兆麟的下落，并限期今日。即使人死了，也要看到尸首……

余秀豪答应得很爽快，还说一定会尽全力寻找李兆麟的下落。可实际上，他的行动很是缓慢。除了在李桂林返回中苏友协途中，遇上的国民党市公安局督察长马亮，得知消息后一直在找人外，其余国民党的部下全都按兵不动。

余秀豪也是到了下午2点才通知侦缉队去找人，因为他和那3个男人是一伙儿的，从他们开始计划此次谋杀，他便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如果不是因为苏联红军的严密封锁，还有其实真实身份是共产党人，却成功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马亮，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水道街9号拐角处的一间上着锁，看起来确实已经许久无人入住的房间里的床下找到了李兆麟将军的遗体。怕是他们早已在余秀豪的帮助下，将李兆麟将军的尸体运了出去。

噩耗很快传开，轰动了整个哈尔滨市甚至是全国。出了这种事，共产党中央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早在侵华日军已经处于负隅顽抗之际，就已经在策划如何在内战中占有先机的国民党反动派。

反观革命党反动派的反应，虽然第一时间就假借悼念之机，上演了几场老鼠哭猫的丑剧。但很快哈尔滨市到处都开始出现，宣传“桃色新闻”“共产党和苏联红军内讧”等谣言的油印小报反倒是不打自招了。

至于国民党反动派为何要杀害李兆麟，无非就是李兆麟在国共当量正处于微妙阶段时，揭露了太多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不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原本以为杀了李兆麟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拥护，实际上李兆麟的牺牲擦亮了更多人民的双眼，直接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狼子野心。

只是这“第一凶手”并未被抓获，令民众心中怒气难消。

和警卫员李桂林正面遇上过的3个男人也是凶手，但如果没有那个女人的相助，他们是很难得手的。而更为可恶的是，她竟然还利用了李兆麟将军的“报恩之心”。

或许也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坏事做尽天知晓，报应来时躲不掉”。在一心为国民党效忠，刺杀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倾其所有的李兆麟时，她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立了如此“大功”，不仅没有享尽荣华富贵，还最终惨遭抛弃。甚至为了活下去，进了台湾的窑子，当了窑姐，一辈子也不能再回东北故乡。

一、民族英雄李兆麟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烟台区（今天灯塔市）后屯村。源于李兆麟的父母也都是开明之人，且为进步人士，所以他也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谓革命思想的启蒙也是源自于父母。

李兆麟的有个姨夫名叫张一吼，原本是东北军中的一个营长。后来遇上所在部发生哗变，无辜被革职后就离开了部队，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后，甘愿加入到了地下党组织。所以，李兆麟也因此得知了什么共产党。

1929年，18岁的李兆麟投身革命，21岁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听命于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胡乔木之命，从北平回到东北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并随之组建了抗日义勇军。

他虽然不是军校出身，可他很擅长领兵打仗。1932年8月，已经是辽南地区抗日斗争中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他，以领兵指挥义勇军攻打沈阳打响了名号。次年，他协助赵尚志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并组建了抗联第三、第六军，使得当地抗日力量逐渐扩大。

随后，他还领导了北满抗联部队翻越小兴安岭进行西征，在松嫩平原一带同日伪军展开了数百次作战。据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计，光是率领第三路军，从1939年6月至12月期间在伪“北安省”与日伪军展开的大小作战次数，就多达276次。所以，李兆麟所率领的第三路军同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在当时的东北被并称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

李兆麟平日也很注意积累和总结经验，经常会提出建立新的军事据点，根据山区地理形势

改善游击战术。到了1945年苏联对日宣传后，他还同周保中一起，领着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和八路军反攻东北。两股力量协同作战，一开始就拿下了57个战略要点，为后续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打下了扎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从他回东北组建义勇军展开抗日斗争的同时，他就已经在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反帝大同盟”“农民大同盟”“穷人会”等等。所以当中苏反攻进入东北，中共中央派遣的干部还未到岗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主要干事。

在他的建议下，抗日联军驻哈尔滨办事处很快就成立了，并由他担任党政一把手。而他如此用心从来都不是为了争权，只是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野心。所以当他意识到，对方只是苦于国共合作期间无法正面搞事情，开始在暗地里搞小动作，想要在必然会打响的内战中抢占一丝先机时。

他便也开始积极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等基本政策，为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正是因此，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开始正式接手哈尔滨，杨绰庵被任命为市长，余秀豪担任公安局局长。此时的冰城不仅天气冷，政治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紧张。随之而来的汉奸、伪军、地主麇集市内，让整座城变得更加乌烟瘴气。

余秀豪

而早在1945年11月中下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此前已经公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机关、军队就已经撤离了哈尔滨。李兆麟的身份其实也早已公开，留下之后危险性必然会更高。但他还是利用了自己在当地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一职留下了下来。

所以，他辞去了原本的滨江省副省长之职，专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但他的肩上依旧担着重任：代表中共在哈尔滨，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二、阴谋策划

他利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之职，变着方的继续和国民党人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运用中共创办的《哈尔滨日报》，中苏友协共同创办的《北光日报》，在那段时间主要只做两件事：1、公开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和主张；2、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同时，他也在持续发动各界人士捐款捐物，全力支援已来北满担负作战任务的我第三五九旅和新建起来的部队。除此外，他还利用会长一职出席各种社交活动，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获取情报。就连学校他也有想到，多次进入学校向学子们宣传共产党理念，让更多人团结一致加入到新的斗争中。就这样，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厌恶李兆麟，给其写了一封接着一封的恐吓信，想让他为了活命而不再和国民党作对。见此，李兆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反而还会在兴起时去读上两封。所以，这些丝毫不曾动摇其想要在岗位上继续战斗的意志。

李兆麟一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便更想要除掉李兆麟。之所以说“更想”，是因为早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戴笠就开始计划成立特务小组，其中的“滨江小组”直属军统局，并由他亲自领导管理。小组成员也全都是由他亲自挑选，第一任组长是备受戴笠赏识的张渤生。根据其指示，张渤生全权负责起了在东北地区部下特务网的相关事宜，从搜刮共产党相关情报、收罗愿为与之效劳的汉奸土匪，再到执行暗杀于国民党而言存在威胁的共党分子，全都由他负责。经过调查，李兆麟成为了该小组暗杀名单中的首位。理由有四:

1、对外，李兆麟担任的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实则特务们打探到了其依旧在共产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杀他一人，可以很大程度地戳痛共产党。2、李兆麟是共产党这点无可厚非，但他并非是延安派来的。早在苏联红军反攻拿下哈尔滨之前，他就已经在当地有着不俗的影响。所以特务们任务，如果成功将其暗杀，或许可以引起共产党内部互生猜忌。3、早在1940年，李兆麟就曾率兵进入苏联境内休整，很大程度地保存了东北抗联实力。而后随着苏联向日军宣战，李兆麟也一直同苏联红军有着密切联系。所以特务们觉得，杀了李兆麟后或许还能引起共产党和苏联红军之间的矛盾。4、李兆麟在东北身居高位，如果他都不能自保，其他在东北的共产党人或许就会因为怕死而动摇跟随共产党的心，也就更加利于特务策反。同年10月份，“暗杀李兆麟”的计划开始了。随后，通过伪满江上军阎钟章，特务两次打探到了李兆麟要外出参加宴会的消息，便打算在宴会上以投毒和绑架的方式下手。结果两次特务都悻悻而归，因为宴会临时取消，暗杀任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为了完成暗哨首位目标的任务，张渤生先后共计制定了6套详细方案，其中第三次最为凶险。是在12月8日。这天张渤生再次收到了李兆麟要外出的消息，为了更有把握张渤生还亲自前往情报中，李兆麟必经之地埋伏。虽然李兆麟并未受到任何伤害，但与之体型、样貌都很相似的，时任《哈尔滨日报》报社总务部长，也同为共产党员的李钧遭遇了不幸。历经如此惊险时刻后，组织上随即就给李兆麟配备了专车，出门必有司机、警卫员相随。可尽管如此，特务们依旧不死心，还企图策划“交通事故”完成暗杀任务。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李兆麟每次外出的路线从来都不按套路出牌，弄得特务次次都失望而归。

国民党特务

两个暗杀方案都被失败后，特务小组又想到了第三方案：将自己人安插到中苏友协办公处里面，伺机而动。但由于办事处的防范很是严密，特务的这一方案再次化为了泡影。对于自身所处的危险环境，李兆麟早就已经察觉，李克农、李立三等人也曾多次提醒他注意安全，还纷纷建议他暂时离开现有岗位，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理应以党和革命大局为重，所以拒绝了所有人的建议，继续留守岗位。见他如此坚持，大家也就只好由他如此去做了。可是，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大家怕是将他打晕了绑起来也要带走他。

三、英雄之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暗杀全都是余秀豪出任公安局局长之前的行动，而除了这个新身份，余秀豪同张渤生一样，都是戴笠的亲信。所以当阴谋一再破产，特务们也开始互相埋怨推诿时，在余秀豪推动下，暗杀李兆麟的任务于1946年初再次被继续推行。

余秀豪的简历十分优秀，他曾师从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并且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警车行政博士学位。回国入浙江警察学校任职时，他是声名在外的“全国典范”。抗战期间，他还参与了《中华民国违警罚法》的起草。所以在当特务的路上，他有着比张渤生更大的本事。如果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前途必然无可限量。可偏偏他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敌人。在余秀豪的主持下，暗杀小组又制定了几套暗杀方案。考虑到李兆麟身强体壮，枪法精准，特务们意识到正面干胜算不大，一位懂医术的特务提出建议：不妨将一种名叫氰化钾的东西，放进李兆麟的茶水中。

随即特务们一边开始想办法搞氰化钾，一边谋划可以如何将这剧毒玩意儿放进李兆麟的茶水中去。

经过多方打听后，余秀豪得知了这样一个信息：李兆麟曾得手下的一个警卫连长舍命相护幸免于难，连长却因此牺牲，留下了妻女相依为命。李兆麟知道其妻子是俄罗斯人，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却从未见过她们。

所以，戴笠身边很受重视的孙格龄加入到了暗杀李兆麟的任务中。孙格龄祖籍山东，父亲随流闯关东后娶了个沙俄姑娘，就定居在了东北。混血儿大多都很好看，孙格龄也生了一副好看的皮囊。不过她也并未只有长得好看这一优点，才深得戴笠喜欢。抗日战争期间，她不仅成功获取过了很多日军情报，还曾暗杀过一个日军大佐。所以，军统内部一直任务她是个不错人选。随后，孙格龄被安排到了杨绰庵身边当秘书，时常因为工作和李兆麟见面，随着两人逐渐没了陌生感后，她便开始使计谋了。

她经常在安排李兆麟和杨绰庵接洽时，有意无意地向李兆麟表示自己很倾向共产党的想法，说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考虑。对于如此向往共产事业的人，李兆麟自然是欢迎的。于是他也经常给孙格龄讲共产主义理念，还有着想介绍她入党的想法。不过这些始终都还停留在想法上，李兆麟自然知道入党并非儿戏。所以他一直在观察孙格龄，观察她是否真的有坚定的革命思想。然而，当孙格龄在一次酒会上告诉了他一件“实情”后，有些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听闻她的原名叫“柳芭”，母亲是沙俄人，父亲曾是自己的警卫连长后，李兆麟开始带着“报恩”的心对孙格龄有了一定关照，全然不知这其实是对方在为了暗杀做铺垫。

1946年3月7日，孙格龄收到了最新命令：

务必于8日“三八”节庆祝大会后，将李兆麟骗至水道街9号。

恰好李兆麟也要参加8日的活动，于是孙格龄在谎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想请他就‘国大’代表问题进行商议。”同时自己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情况要向他汇报，所以邀请他明日下午前去水道街9号开会。李兆麟没有当面答应，因为翌日下午确实已有会议要开，便说了拒绝。见状，生怕事情败露的孙格龄又于午后，向中苏友好协会打了电话。装作很是着急的样子，让李兆麟翌日务必要前往。见她如此着急，李兆麟怕万一真的有急事就答应了前往。于是9日下午，就有了文章开头的经过。

李兆麟独自去到了水道街9号后，孙格龄依旧热情，连忙给李兆麟端来了茶水。李兆麟压根没多想，端起茶水就就开始喝。一口下去他就察觉到了异样，连问道：“这谁咋这么咸？”

放了氰化钾的茶水这么不咸？这东西是剧毒，孙格龄还没说话李兆麟就开始觉得头晕。“再换一杯”，看似这是孙格龄告诉厨房的话，实则她是在向躲着3名刽子手释放信号，也就是被李桂林撞上的3个男人。3人立即冲进了客厅，向李兆麟呵斥道：“不许动”。此时，李兆麟尚且还有意识，努力晃了晃头后想与坏人进行斗争，不过很快就四肢无力晕倒在地。接着他们一连向李兆麟的胸部和头部刺了7刀，其中一刀直接贯穿胸背。李兆麟在昏迷中逐渐很快就停止了心跳，时年仅才36岁。

行凶之后，3人搜刮走了李兆麟身上的枪支弹药，用他大衣盖住了头后将其拖至屋床下，就锁住了门去做碎尸沉江灭迹的准备。他们也没想到会和李桂林遇上，只是李桂林不认识他们，也就没多想。可是他们三个人跟踪李兆麟已经多日，自然是认识李桂林的。所以，他们都没等到提前安排好前来负责运尸的阎力维，就直接仓皇而逃了。

10日一早，李兆麟失踪消息几乎已经闹得全市皆知，余秀豪也收到了找人的命令。作为帮凶之一他自然不会帮忙，于是一直拖到下午才佯装派人去找。而这期间，他为了不让阴谋暴露，一直在想办法掩盖罪行。不仅恐吓凶犯，说谁要是暴露了机密会祸及全家，还派人送去了3.5万元苏军军票做外逃路费。就这样，等到李兆麟的遗体被找到时，与之有关的绝大部分凶手已经逃之夭夭。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3月18日，凶手之一孟庆云被逮捕。5月22日和24日，马健胤和高庆三先后落网。经过详细审查后，得出以上暗杀经过。

虽然没多久解放战争就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但搜捕杀害抗日名将李兆麟凶犯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等到了建国后也仍然在继续，凡是落网的凶手都得到了应有惩罚。只是像余秀豪、孙格龄、何世英等重要人物，早已随国民党躲到了台湾，出于种种原因无法继续追查。

不过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因为他们作为戴笠的心腹，肯定是不会受毛人凤重用的。仅有孙格龄靠着美丽外表还短暂在情报机关里待了段时间，不过毛人凤死了之后，她也就没能在蒋经国手里获得好处。

惨遭抛弃后，为了讨口饭吃只能到窑子里当窑姐。不知午夜梦回时，她是否有想起李兆麟将军的脸。又或者怀念曾经平淡的生活，悔不当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