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对未知的可能感到恐惧，“转基因儿童”就是这样。

“我是一名科学家，也是两个女孩的父亲。”面对镜头，贺建奎笑得灿烂。

镜头之外，不久前，一对中国夫妻也收获了两个女儿，露露和娜娜，他们是全球首对接受基因改造的新生儿，出生时即有望先天抵抗艾滋感染。

说白了，她们是“转基因婴儿”，贺建奎的杰作。

这位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也是9家民营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敲除了孩子部分CCR5基因，并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波。

“直接进行人体试验，只能用疯狂形容。”国内外，超过140名学者联名声讨，认为此举有违科学伦理。就连贺建奎研究所用技术的发明人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也认为此举风险大于益处。

只用了不到2小时，媒体口中的创新学者，跌下了神坛，成了比烫手山芋还棘手的定时炸弹，几乎所有相关方纷纷同他撇清关系。

贺建奎供职的南方科技大学和多家公司纷纷表示，该项研究并未向它们报备，且今年年初，他已从高校停薪留职。

网传批准并实施临床试验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说，“研究不是在本院做的，孩子也不是在本院出生的”，就连伦理委员会的签名也有伪造嫌疑，他们已经报警。

涉嫌为研究提供经费支持的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夜澄清，从未立项资助相关研究。

曾帮忙募集参试志愿者的艾滋感染这社会组织负责人白桦，也不确定两名女婴的父母是否由该组织推荐，他们具体谈了什么，他一无所知。

负责审批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资质的深圳医学伦理委员会表示，试验未经报备，已启动事件调查。

即便是基因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翟晓梅，也意外发现，原本不在与会者名单中的贺建奎，不知被谁邀请发言。

但现在，贺建奎带着两个女婴的秘密消失了，媒体和学者暂未能找到他，留下一地众说纷纭的烂摊子，无人收拾。

基因剪刀手贺建奎：

疯子，上帝，还是罪人？

“大胆”“疯狂”，是多数熟识者对贺建奎的评价，这与他剑走偏锋的行事风格一脉相承。

11月25日，基因峰会前，他特地在YouTube网站上注册了账号，先后发布5段视频，讲述“转基因儿童”研究的前因后果，接着又联系美联社专访，报道“他用一种能改写生命蓝图的强大新工具，修改了这对女婴的DNA”，并“试图给予一种少有人天生具有的特质——抵抗艾滋病毒”。

极少有学者向贺建奎般，如此高调地发布一份真伪未辨的研究，没有披露数据，没有发表文章，有关孩子出生的一切情况均被严格保密，悬念十足。这犹如明星炒作般的手法，为他自己和即将召开的基因峰会，都带来意料之外的热度和麻烦。

视频中的他，淡定又乐观，作为留美5年便先后拿下名校博士与博后的高材生，湖南口音依然很重，时不时将“娜娜”读成“腊腊”。

每段视频的最后，他都不忘打出联系网址和邮箱地址，号召有志者共事，这样的招募方式，在学界亦属罕见。

他的研究主页上，李政道题词的南方科技大学标识格外醒目，殊不知，今年2月，他已停薪留职，对于这份研究，南方科技大学表示并不知情。

对于这份“搞事情”的基因编辑婴儿实验，贺建奎一直寄予厚望。

在一份由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做出的审查申请书中，他兴奋地认定，“这将是超越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体外受精技术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将为无数的重大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带来曙光。”

但事件发酵后不久，这份文件便从中国试验临床数据网站上消失，傍晚时分又重新上线。资料显示，项目从2017年3月启动，2019年结束，但有关临床试验的各项资料，却是在今年11月8日才上网提交。此时，露露和娜娜的故事，已成定局。

说他丧心病狂也好，良心泯灭也罢，项目启动前，他的确还未大胆至此。

2017年2月19日，贺建奎还在个人博客上忧心忡忡地表示，基因编辑是革命性技术，有望大规模防病续命，但用于人类生殖目的的基因编辑尚未解决安全性问题，五大问题仍待攻克。

那时，他与如今抨击他的多数科学家观点一致：“在解决安全性问题之前，进行人类生之目的的基因编辑是不负责任的。”

但显然，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贺建奎便“攻克”了重重阻碍，着手炮制“转基因女婴”，即便他明知，这样做是违规的。

毕竟，那些循规蹈矩人眼里，只有潜在的风险，而他，更看重潜在的疗效。

她们的父母，被化名为马先生（Mark）和葛女士（Grace），来自艾滋感染单阳家庭。至少1年前，马先生便诊断出艾滋病毒感染，接受药物治疗，病毒一直控制得很好，妻子葛女士则非常健康。

这对不到38岁的壮年夫妻，只是贺建奎实验队伍的1/7，在他的帮助下，靠试管婴儿技术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唯一不同的是，当二人精子卵子碰撞结合后，贺建奎用一把只有头发丝1/20粗细的注射器，射入了“一点点蛋白质和指引信号”，掌管免疫功能的CCR5基因上，32个碱基就此脱落，艾滋病毒无法通过该基因感染人体。

几天后，在露露和娜娜还只是一团细胞时，贺建奎对她们进行了基因测序，由于“手术正如预想的那样安全进行”，她们得以在母亲的子宫里着床。

最初，他原定在深圳罗湖医疗机构（ShenzhenLuohu Medical Institution）完成后续工作，但目前没有一家医疗机构的英文名称与此对应。而临床试验申报书中备案的待产机构，却在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一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莆田系医院。

此后9个月里，贺建奎一直通过B超和血检观察情况，孩子出生后，他又做了基因测序，他自称除了目标基因CCR5，其他基因未遭修改，基因编辑手术成功又安全，两个孩子将和其他孩子一样安全、健康。

这个看起来逻辑严密的方案，其实漏洞重重。

正如帮他募集受试家庭的白桦所评价的那样，他看起来很聪明，也似乎有些门道，却并不很了解艾滋感染与治疗的ABC。

毕竟，艾滋感染并不存在父婴传播，一直服药控制的父亲，和未被感染的母亲，完全可以孕育一对生来无恙的女婴。即便母亲是感染者，现有母婴阻断疗法，也能极大概率地保证孩子健康降生。

只要她们在未来注意保护自己，除非遭遇意外，她们感染艾滋的可能，与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无不同。

但例外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借助试管婴儿技术生儿育女，这在国内却异常艰难。一位了解情况的感染者解释说，因为艾滋定点医院没有这项技术，但有技术的机构不做。

贺建奎的研究，刚好能免费满足他们的愿望，项目结束后，他们还可获得住宿费、失业津贴、怀孕检测费用、新生儿保险费等补助，合计28万元。

更早之前，贺建奎便启动了《重大遗传疾病基因治疗的安全性评估》研究。同样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同样选定CCR5和PCSK9作为目标基因，同样采用受试者知情同意的胚胎进行试验，同样是在研究开展一年半后才补充申报材料，也同样由深圳市科技创新自由探索项目提供经费支持，目的却是“分析不孕不育发病机理，改善不孕不育患者妊娠结局”。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公示的研究目的一栏，赫然写着“通过该研究，精确修复遗传突变导致的疾病，或调解致病基因表达，预防相关疾病”，但预防什么疾病，贺建奎并未明说。

但这更像是为此次涉事研究做铺垫。

那时的贺建奎，野心更大，他需要400个三原核人类胚胎，由于有多个精子同时进入卵子，这些胚胎很难发育成形，研究后只能销毁。

但涉事研究不同，从申报那天起，他的目标就是“生产CCR5突变的健康孩子”，他需要20个健康的人类胚胎，用基因剪刀做改造，并和正常胚胎作比较。

在胚胎样本去向那栏，贺建奎填写的是，“其他”。

暂不清楚贺建奎如何说服这对父母参与这项研究的。也许他们只是想要个健康的孩子，一辈子不用生活在艾滋阴影中，因为他们太懂得那是什么样的滋味了。

贺建奎也十分清楚。

他在视频中缓缓说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自社会、工作、医疗等无所不在的歧视，让夫妻俩忧虑重重，“他们无法接受孩子被卷入充满恐惧的世界，他们只想让孩子能预防疾病，并平平静静茁壮成长”。

看着一家四口团聚，贺建奎对自己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解：“一次基因手术可以拯救儿童免受如囊性纤维化或艾滋病毒等疾病对生命的威胁，不仅可以让孩子在健康的生活中获得平等机会，还能为整个家庭带来新希望。”

对于排山倒海的指责，他早有预料，但他关心的是，有一对夫妻想要保护孩子健康成长，他正好拥有这份能力，他不能见死不救。也许此刻，他是他们的上帝。

因此，他坚信，“历史将证明，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

还有87个中国人接受“转基因手术”

为什么这2个孩子饱受争议？

露露与娜娜并不孤单，在中国，她们并非唯一接受Crispr基因手术的人。

201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采用该技术，改造了一名肺癌患者的T细胞。今年1月，华尔街日报披露，还有86人接受了类似治疗，剪掉他们部分基因的CRISPR-Cas9，也是贺建奎所用的基因剪刀。

中国以外，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如此轻易地将CRISPR技术用于人体实验。这并非因为我们掌握了独到的技术，而是因为监管并不严苛。

早在在贺建奎启动“转基因儿童”计划3年前，合肥一家部队医院，便开始在肿瘤病人身上试验此技术。

方法很简单，医院招募患者，抽血，用基因剪刀切除引发病症的基因，再将这些经人工改造的细胞回输患者体内，希望能杀灭癌症。

当时，的确有部分实验对象的肿瘤缩小，病情好转。

一年后，杭州肿瘤医院，院长吴式琇将约100页的报告和ppt带往评审现场，由医生、律师和患者组成九人评审委员会将决定，该院是否采用相同的基因魔剪治疗癌症。

决定下来得很快，只一个下午，全票通过。

结果是，已知86名病患中，至少15人死亡，但吴式琇认定，死因由疾病所致，与Crispr技术本身无关。

在基因治疗领域，的确有不少科学家不断试探将基因编辑工具用于临床的可能性，但有一条红线他们不敢碰：不能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基因编辑临床试验。

这在国内《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规定中，亦被明令禁止。

显然，此前87人国内研究并不在此列，且医院只采集了其体细胞，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再回输体内，由于体细胞会不断更新，既不具遗传性，也不会将改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种人体试验相对安全。

可以说，他们是并不完全的“转基因人”，这正是他们与“纯转基因人”露露、娜娜最大的不同。

贺建奎的研究截然不同，他不仅将基因魔剪直接注入胚胎，还让孩子秘密出生，她们先天携带的改造基因，亦有遗传给下一代的可能。

正如中国学者联名声讨书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人能预知。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脱靶是这项技术最大的风险。

这就好比我们本想删掉一张特定照片，却手滑误删了其他文件，具体是什么文件，既不清楚，也无法恢复。如果只是删掉另一张照片，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万一删掉的是重要程序或系统文件，整台电脑都有可能停止运转。

比起循规蹈矩的电脑文件，基因层面的变数更具不确定性，一旦脱靶，有可能不仅无法达到预防或治疗疾病的初衷，还有可能引入新的基因突变，引发更多未知的健康风险。

但在贺建奎披露的近30页全英文知情同意书中，他写道，“项目组不对脱靶风险负责，因为这超出了现有医学科技的风险后果。”一旦新生出现畸形、先天缺陷或患有常见遗传性疾病，也“均属自然繁殖的自然风险范围内，项目组不承担法律责任”。

即使如贺建奎所说，试验不存在脱靶现象，基因编辑能否真正预防艾滋感染，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一方面，中国流行的艾滋病毒株与国外不同，即便去除某个基因，防得住国外毒株，也未必防得住国内流行株。同时，轻易去除基因，还有可能增加感染其他疾病的风险。

当然，更不用说如何验证两个孩子确实免疫艾滋了，难道要人为将艾滋病毒注入她们体内测试么？

而万一试验干脆失败，导致母体和孩子都感染艾滋病毒怎么办？知情同意书只有一句话，“由于男性受试者为艾滋病毒感染阳性，即便可能性极低，也不能完全排除人工授精期间，病毒感染母婴的风险，该风险并非项目造成，项目组将不负责任。”

绝育，隔离，人道毁灭

比恐艾更可怕的是无端排斥

如果说科学是一匹野马，伦理便是缰绳，毕竟，不是什么地方，都应当盲目闯入。

即便的确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科研人，也不意味着在不适宜的时间，以不负责的方式成为第一人，就值得称道。

这是鲁莽，不是创新。

科学进步，有时的确需要幸运加持，就像突然砸到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一个意外，或许刚好成就了一段经典理论。

但科学进步，不能总依赖幸运，就像这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孩子基因编辑未能成功，而成功的那个，也无法保证，是否只切除了“正确的”基因，是否会对健康与寿命产生影响，是否更容易发生基因突变，是否具有生育能力，后代是否存在基因突变，甚至污染人类基因库。

如果一切贺建奎所想，她只损失了CCR5一个基因，和全球1%的先天损失该基因的人一样。但一旦玩脱，那将成为一种基因变异，也许会让她更擅于某种功能，也许反而削弱了对某种疾病的抵抗，也可能什么影响都不会发生，是福是祸，现在还没人说得清。

贺建奎也不能。否则，他不会设计连续10次、长达18年的随访计划，对两个孩子加以观察。而那时，他观察基因编辑对后代健康影响的动物实验，还没完成。

一切，只能全凭幸运。

在多数人眼中，艾滋病毒感染已十分可怕，但无论感染的结果还是治疗的方向，均有据可查，懂了，也就不怕了。

但人总是对未知的可能感到恐惧，“转基因儿童”就是这样。

众多科幻作品更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她们会像金刚狼一样长出骨爪么？会像绿巨人一般天生暴躁么？或者，她们是否具有毁灭人类的未知力量，或成为人类进化的一对密钥？

越脑补越恐慌，越恐慌越要划线抵抗。

如今，已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要融入我们的社会，不要和我们繁衍后代。如果发生问题，他们宁愿她们尽快死掉。

还有人开始琢磨，CRISPR技术是罪魁祸首，千万不要让它染指人类基因。他们的论调，和那些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人，如出一辙。

讽刺的是，当我们以人道为出发点，批判贺建奎时，到终点收获的，却是对两个无辜孩子和技术的非人道指责。

可这两个孩子，究竟做错了什么？基因编辑技术，又做错了什么？

只因为，在它的帮助下，她们和我们，也许并不完全一样。

如今，露露和娜娜还在襁褓中温睡，她们还小，不懂外面风波如何改变命运。可问题是，谁能为两个孩子的未来负责，保护她们和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自在的生活？

一波波声讨之下，一旦基因编辑技术被彻底封禁，一项极具潜力的工作就这样无辜告吹，而那些重病缠身的患者，也失去了缓解病痛或彻底治愈的希望，谁又能为他们的未来负责？

或许终有一天，科学家还会拿起基因剪刀，静待精子卵子相遇，咔咔剪去可能致病的基因，孕育健康长寿的宝宝。那时，无论科技、伦理还是社会，早应达成共识，人们开心地迎接新生命，一切如常。

但显然，今天的我们，远未做好准备，这场争议由此而始。

可露露和娜娜已经出生，学界和社会，是不是也应该开始调查之外的行动？或许，她们还有机会健康成长，一切如常。

多希望这是一场精心炮制的骗局，毕竟，将不会有两个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女孩，终生在疑虑和争议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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