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一艘小型轮船正缓慢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可船舱中的气氛却并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船舱床边，一位女人正蜷缩着身子不断的干呕，却又像是为了不干扰他人，正极力忍耐着只发出微弱的声响。定睛一看，竟发现是一名孕妇。

船只不断的颠簸让她得不到分毫的环节，突然她拉住身旁的女士说：“我可能是要生了”，紧接着便开始了分娩。好在过程十分顺利，但她都没来得及确定孩子的性别，便昏睡了过去。

忽然，孩子的一阵啼哭声让产妇瞬间苏醒，并告诉旁边的人：“快，把他扔掉！”

众人还来不及思考，又发现了海面不远处多了一艘陌生船只。产妇惊慌地喊到：“快，把他扔掉！不能让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吸引过来，牺牲了整条船的性命！”

见产妇情绪如此激动，一旁的人只得咬了咬牙，捂住孩子的嘴便把孩子抱了出去。

这是发生在解放战争初期的真实故事。

文中为了顾全大局，毅然丢弃亲生骨肉的女子，叫邓六金，是一名伟大的红军女战士，这对她来说，无疑是难忘的一晚.....

邓六金

义不容辞投身革命的艰难岁月

1911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新坊村的她，家中排名老六，故叫“邓六金”。由于家中太过贫寒，实在无力养活这么多张嘴，于是就将出生仅十天的她，送给了邻村石院子坑的理发师傅李洪清。

到了六岁那年，她便跟着养父四处理发，山间小路中时常能留下邓六金小巧的身影。

时间转眼到了1929年，此时正值秋季，朱毛红军来到上杭县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打倒土豪分田地....各个村庄在红军的带领下，迅速建立起了党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村中也组织起了妇女会，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

这年17岁的邓六金不愿作为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拒绝与养父的儿子结婚，在听说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穷人打天下的，她的心立刻沸腾了起来，毅然剪掉辫子加入了少先队员。后来，她和两个姐姐凤金、来金都相继参加了红军，被称为“三凤”，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更是赞扬他们三姐妹为：“土窝里飞出的三只金凤凰”。

在1930年的春天，邓六金的努力受到了乡苏维埃主席的重视，带着邓六金在山林中，挂上了入党宣誓词的红布，饮下鸡血以此为誓，势必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共产主义。自此，一个从小在苦水中泡大的孩子，从此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

由于她的勤奋努力，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很快就被调到区里当宣传干事，彼时的她时常背着一袋干粮，穿着一双布鞋到上杭偏山、福村、石圳等乡去做扩红工作，号召年轻的妇女同志们成立洗衣队、看护队和担架队，以便配合红军赤卫队抗击敌人

对于学习执着的她，每每深更半夜只能拿着筷子蘸水在地上练字，常常忘记时间练到凌晨。艰苦的努力下，没过多久，邓六金便能很流畅地看懂一些书报，并且简单地写写书信。为了扩大红军支援前方打仗，邓六金用客家人独有的待客方式作为宣传标杆，还自己编造了一曲山歌鼓动人心：“革命花开满山红，青年同志要英勇；坚决斗争是出路，加入红军最光荣。”

在她的带领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旧县区100多人的赤卫队全部参加了红军，成为了全县先进，还受到了上面的表彰。

可是好景不长，转眼到了1931年初，闽西苏区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致使一大批干部无辜被害、闽南苏区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当地主席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要求邓六金立刻离开这里，为了顾全大局，邓六金连忙逃离家乡，躲过一劫。

一年后，邓六金就被调到了上杭中心县委任巡视员，不久便被提拔成了妇女部长。当时的妇女部仅仅只有三人，又正处于反“围剿”战争时期，妇女部都全力以赴投入到了扩红和支持前线的工作当中，并且还在1933年春天在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后完美结业。工作出色的邓六金很快受到了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成的关注，再加上来金和凤金也正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小有成色，“三朵金花”也再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至1934年中旬，邓六金第二次到中央党校学习，可此时的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疯狂“围剿”，使得苏区形势愈发紧张，党校不得已宣布提前结业，并临时决定把邓六金等人分配回原工作单位，参加扩红工作。

邓六金收到任务后，当晚便赶回了省委驻地长汀新桥，并且按规定提前了一个月完成工作任务后，又于同年9月，回到瑞金参加“完成100万扩红任务”庆祝大奖，接着便返回中央组织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任务。

邓六金

1934年10月，5次反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六金欣然接受了中央部的任务，去往前线的，此时的她高兴极了，正在为自己能像花木兰一样驰聘疆场而深感自豪。和众多长征女战士一样，邓六金也背上了重7.5公斤的干粮袋，日行60公里。

起初邓六金被分配在卫生队工作，3个月后被分配到在干部连担架排，主要负责护理伤员，偶尔人手不够时，她也会主动帮忙抬担架到宿营地。邓六金每天的任务就是为伤员打床铺、做饭、换药、洗脚、安顿民夫食宿，忙完一切才能随便找个地方稍微休息片刻，第二天继续早起持续着与前一天相同的工作。

由于部队常常夜行，邓六金虽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偶尔碰上雨天前行，也难免摔跤，有时一晚连摔五六次也不足为奇。

有一次，邓六金与几位战友听着候支部书记布置任务时，不料被敌人偷袭，还好有惊无险。对此，董必武风趣地说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我们还不能去见马克思。”

这句话也成为了邓六金长征路上的精神支柱。多少次敌人的子弹掠过头顶时，她都无所畏惧；多少次身背沉重的军需用品一边跑一边招呼跟上队伍，还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增添包袱时，她都在心中默念着这句话来坚定自己的信念。

到达泸定桥的时候，她一边给战友们传授自己过山涧独木的技巧，一边还不忘用自编的山歌给战友们鼓舞士气，更是带头接下绑带，身绑药箱扛在肩上，扶着铁索向前进。由于一系列问题，邓六金和许多战士头发上长起了虱子，为了不耽误时间，她们干脆把头发理掉，带上帽子继续前行。

泸定桥

后来邓六金和几位女同志一起被编入干部连，随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一起过雪山。身披单衣的他们爬一步停一步，脚冻烂了也顾不上休息，只能吃口随身携带的辣椒暖暖身子，然后再继续前行，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她也学着别人在下坡路段躺在地上滚下雪山。

终于踏过了皑皑雪山，茫茫的草地又挡在了面前，邓六金照旧又新编了一曲山歌给战士们鼓舞士气。饿得不行了就吃口野菜，困了就四个人堆着背靠背站着小息一下。邓六金和战友们经历了七天七夜，终于从这片吃人的草原中走了出来。

可过度劳累终究让邓六金感到吃不消，她的口中开始大量吐血，检查后才发现是得了肺癌，同时又患上了痢病，高烧不退。多亏有好姐妹危秀英一路搀扶，才没有掉队，她也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心态，才让病情慢慢地好转了不少。

那时的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跟随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北上抗日。

转眼到了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过后，邓六金便被调到了中央妇女部工作。当年的干部休养连连长候政在回忆中说到：“邓六金同志在长征是吃了苦头的。她在长征的那一年中抬担架的日子多，她任劳任怨，牺牲一切，艰苦奋斗，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

前排左一为邓六金

邓六金与曾山的战地情缘

1937年11月，这年的邓六金26岁，忙于工作的她一直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个人生活，当天雨过天晴，对于中央党校第十四班的学员邓六金来说，是难得清闲的一天，危秀英也恰巧前来做客，二人曾经是过命之交，再次相见也丝毫不觉的陌生。

两人打趣了一番后，危秀英便开口道：“六金，陪我去看一个人。”

看邓六金满脸疑惑，便解释说：“就是曾山，那位去过江苏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国民党用8万块银洋买他的脑壳，你居然不知道？”

邓六金这才回忆到，两天前，一架苏制飞机载着我党从苏联回国的20多位高级干部。中央甚至为了这批干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连毛泽东和朱德也亲自迎接。架不住老战友的盛情相邀，二人便一同前往中央机关招待所，在一孔旧窑洞中找到了曾山，三人坐下交谈了片刻便四散离开了。

再次见面，便是在1938年初，此时的曾山被任命为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跟随他一同前往南方的还有20多名团以上军政干部，女同志仅仅只有两位，其中一位便是邓六金。

到达居住地后三五天，二人便没有了起初的拘束和不安，甚至经常坐着一起交谈，互相叙述个人的革命经历，两个人也渐渐开始彼此吐露心声。不久后，曾山便向邓六金吐露了爱意，可邓六金的生平却让她立刻选择了退缩，以工作为由拒绝了曾山。曾山听后亲切地告诉她，自己也经过了充分的考虑，许多同志也并没有因为家庭而耽误了工作。

于是，二人在年底便向组织申请结婚，获得批准后，便在西安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后来，邓六金才知晓，此次被派往南方工作，是组织的有意为之，为的就是撮合曾山和她的良好姻缘。

由于市局动荡，中央派人将他们送到了皖南云岭。夫妻二人相处的时间总是很有限，但邓六金十分理解，说一切以大局为重。

曾山和邓六金

为保队伍安危，毅然舍弃儿子

1939年7月，邓六金在云岭附近的一户百姓家里生下了一名男孩，取名“丁儿”。做了母亲的邓六金深感自身任务加重，她知道眼下的情形正是关键时刻，自己可能难以顾全儿子，夫妻二人讨论过后，决定把儿子送回吉安老家由婆母扶养。

邓六金也因此在婆家小居了一个月，等到春节过后，不顾婆家人的挽留，毅然返回皖南，全身心地投入到抗击日寇的艰苦斗争中。

1940年底，邓六金又一次感受到了身体不适，初步诊断后，确认了是腹部长了瘤子，组织立刻派人把她护送到了上海做手术，到了上海二次检查才发现是怀了孩子，在上海生下孩子后，便听从组织的指示，回到根据地隐居在山中可靠的农民家中，待日军扫荡结束后，邓六金依然选择了把孩子送回老家。

过了一段时间，华东局决定将山东的一些主要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转移到大连，于是成立了一直特殊的队伍，由李坚真负责护送。途中再次怀孕的邓六金由于船行颠簸，造成了早产，不幸的是，船只附近正好有国民党的军舰，为了不让孩子的啼哭声惊动敌人，邓六金坚持要扔掉早产的孩子，以保全船人的性命。

半世纪后，在邓六金的回忆录中写到：“我知道在这种时刻，孩子的哭声是多么危险，等于要了全船人的性命。尽管这时我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极度虚弱，但我的头脑非常清醒。我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但我确实感受到了我的小生命给战友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只能坚持舍弃自己的孩子。”

李坚真不得已接过孩子，离开了船舱。当船抵达大连时，邓六金惊讶地看到李坚真抱着孩子，才知道孩子并没有被扔掉。

邓六金一家三口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中央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重兵集团。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做出了重大的变动，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当革命后代的妈妈。邓六金深切体会过，在战争年代，一些女性迫于无奈丢掉孩子，有切肤之痛，所以面对要带100名孩子的任务，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而这，也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

从此，她便将全部的经历和热血，投入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最初的她经历了种种难题，没有房子、没有老师、没有阿姨以及经费困难，对此她想了一千种方式来维持孩子的身体健康。

一直到1949年，终于等来了上海解放，保育院也从山东青岛迁到了上海，这时的保育院已经有了140名孩子和四五十位工作人员，孩子们身着白衬衫，正由阿姨和老师护送着前行。保育院也在上海逐渐地正规起来，生活质量也是飞速上升。

此时的丈夫曾山已经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六金也早已定居在了上海，二人也终于将已年满十岁的儿子接来身边，在上海继续念小学。

多年后，在孩子的回忆中说到，父母二人从来不在家中讨论工作事宜，也没有系统地向孩子们讲述自己的革命斗争历史，他们也只是在一些老同志家闲聊中，才偶然听到过父母的事迹

再次回到吉安已经是1962年了，她已经22年没有回到过自己的家乡了。这次陪同丈夫曾山一同返回老家，一进村便开始走街串巷嘘寒问暖，“三朵金花”也得以再次重逢。

邓六金晚年照

1972年4月16日，曾山的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终年72岁。曾山去世之后，邓六金便把丈夫常用的东西叠在一起，收藏起来。每当她抚摸着曾山从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等“破烂”时，总是感慨万千，阵阵心酸也随之油然而生。

好在二人一生所孕育的四子一女皆是成就非凡。长子曾庆红彼时正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次子是文化部驻香港特派员，而剩下的孩子也致力于国家，各有成就。

每每想到这里，邓六金便感慨到：“这时曾山同志留下的遗产！从物质价值来说一文不值，可精神价值却无法估量。艰苦奋斗于革命事业，艰苦朴素于日常生活，这两条是我与曾山同志生活几十年感受的他最深的品格，也是留给孩子们无价之宝的遗产。”

心系家乡，一生致力

1983年，邓六金退休后也依然在全国妇联为儿童福利事业尽心尽力，也一直在为解决老区贫困问题和发展老区生产积极的贡献力量。也终于在1997年邓六金建立希望小学，这年的她联络海外侨胞捐资30万元港币，在家乡上杭县建立起了“金城希望小学”，并在第二年让乡中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99%以上。

直到1999发现新病情的她，也不忘了继续操心着这份事业，同时依旧用乐观的心态坚持着进行化疗，就算头发掉光了也还会自嘲，而这些背后却是她多年忍受病症带来的痛苦以及配合治疗的豁达和坚持。

右三为邓六金

2003年7月23日，邓六金逝世，享年92岁。仪式上不断的播放着长征歌曲，悲壮的歌声响彻云霄，也终于让这位女战士回归到了她最爱的山川土地中，这位革命的战士一生都在为人民做贡献，这位革命的妈妈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在众多采访中，邓六金说过最多的一段话就是：“如果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才能奔赴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