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4月14日，重庆残障教师邹蜜在进行教师资格证认证体检时，被医生告知其身体条件不达标。为此，她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至今，在中国教师资格网上，邹蜜的教师资格状态仍显示：认定未通过。

大二时的一场车祸，让这个女孩失去了母亲、双腿和生活的目标。像所有经受苦难的人一样，邹蜜渴望在工作中重建生活的意义。在美国拿到融合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她发现自己和诸多残障教师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复杂，不仅限于资格证，还有社会的无障碍设施、舆论氛围以及相关制度的缺失。

邹蜜的愿望是被当做普通人对待，她认为自己是轮椅使用者，这里没有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分。

文|张雅丽

编辑|毛翊君

不被承认的教师

“坐上轮椅以后最伤心的一天。”2021年4月15日，将近23点，邹蜜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配图是她在2020年1月获得的那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在前一天，上午九点左右，邹蜜独自坐着轮椅，到重庆市高新区人民医院进行教师资格证认证体检。排队，抽血，内科检查，拍x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项是外科检查。进了诊室，医生问，你为什么坐轮椅？邹蜜说，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截瘫。医生说，那你不符合资格认证标准。

医生递过来的文件上是一份《重庆市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2016年修订）》，内容显示严重畸形及运动系统疾病（包括两上肢或两下肢不能运动）为体检不合格。邹蜜不知道医生在体检表上写了什么，但她感到，自己大概当不了老师了。

出了医院，邹蜜一下哭出来。为什么自己的人生就这么波折，她想。坐上轮椅二十年，邹蜜读完本科和两个硕士，尽力把翻译和教育的专业学好，可一切还是被失去知觉的双腿拉回原地。她以为，时间会让社会评价标准有所改变，但事与愿违。

早在2003年，为了能自主从事课外辅导，邹蜜曾电话咨询过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自己的情况是否能够考取教师资格证。那通电话非常简短，对方说，“考了也没有用，你坐在轮椅上，拿不到教师资格证。”因为这通电话，她后来去读研，留学，考翻译资格证书，唯独没有考教师资格证。

到了2018年，邹蜜从美国雪城大学毕业归国。那一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

为继续从事英语课外辅导工作，邹蜜在2019年年底，相继通过了重庆市组织的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并在2020年9月通过了普通话考试。原本只需在今年4月完成认定，她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出乎意料，十几年后，邹蜜因为相同的理由——体检不合格，被相关部门拒授教师资格证。

邹蜜的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面试当天，包括试讲和板书在内的环节，在邹蜜看来都非常顺利。她抽到的题目是阅读理解，面前那块黑板，对轮椅上的她来说，要触碰到最顶端还是稍显吃力。她用上肢支撑，最终在手写板上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思维导图。

如果不是下午还要给英语培训机构的学生上课，大概这一天，邹蜜都要在哭泣中度过。二十年前的车祸之后，她经历过彻夜未眠的痛哭，直到开始为学生上课，才重拾自信。现在，那种失控感仿佛重现，她必须尽力维持状态，面对学生，进入课堂。

从2002年开始，大二退学的女生邹蜜，偶然成为了英语老师。最初，她给护工阿姨家的小孩辅导，孩子成绩提高得很快，接着找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一对一教学慢慢变成了一对二、一对多，家里索性改成了一个工作室。

“老师，你的腿是受伤了吗？它还会好吗？”学生们往往这样问。

“大概不会了吧。”邹蜜总是平静地回答。

孩子们的关怀，让邹蜜感受到真诚和力量。正因如此，即便后来从事了翻译工作，但在留学归国后，她仍然想要回到教育领域，那是牵动她的一段绳索。

邹蜜和她的学生们。受访者供图

超过百名学生从邹蜜的课堂上走出去，进入大学校园，出国留学。邹蜜带过时间最久的学生，从小学一直跟她到高三毕业。不少学生最终选择了语言类专业，有的会在寒暑假回到邹蜜身边，给更小的孩子当助教。而坐在轮椅上的邹老师，还是温温柔柔，笑嘻嘻的。

在2021年4月14日的教师资格证“认定未通过”后，邹蜜的教师愿望变得更难实现。

轮椅使用者

邹蜜的手臂要比普通女孩的更加粗壮。车祸后的二十年，她不得不靠转动轮椅，用上肢的力量完成身体的移动。邹蜜能感受到，自己的基础代谢功能在降低，上身看上去要比普通人更加臃肿。

生活艰难，她依然拥有一双大且明亮的眼睛，少有中年人的疲态，声音温柔甜美，表达条理清晰。在她发表的《申请教师资格证被拒情况说明》的文章里，邹蜜用了“轮椅使用者”作为落款，不卑不亢。她一字一句地说，起初我只是想得到属于我的那张教师资格证，但是现在，我希望为更多需要的人发声，比如那些残障教师，那些身患残疾的人们。

车祸前的邹蜜。受访者供图

害怕冒犯，我起初试图寻找更为礼貌的词来形容她的身体状况，但她的语气始终从容自洽。从过往留存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遭遇车祸前的女孩邹蜜，白净有书生气，马尾扎得很高，喜欢抿嘴笑。她一米六八的个子，体态匀称，眉目里有一种年轻的自信。车祸前，她时常去上学校里的芭蕾舞课。那双芭蕾舞鞋和练功服，被邹蜜保存至今。

二十年后，她仍然坐着轮椅去学舞蹈，跟教室里健全的同学一样，举起手臂舞动，还努力把身子挪进驾驶室里开车，也常去健身。她的生活看上去与普通人鲜有二致。

如今，邹蜜还会去上舞蹈课。受访者供图

在这个工薪家庭里，父母对独生女邹蜜要求严格，他们希望她认真读书，温柔乖巧。她就读的重庆外国语学校走出过一些外交人才，翻译家、外交官曾是她的梦想。1998年参加高考时，她拿着全重庆市前几十名的成绩，北上首都，就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英语专业。

2000年，读大二的邹蜜遭遇了一场车祸。在醒来之后，母亲就消失了。躺在创伤科病床上的三个月，邹蜜没敢问起母亲，总觉得不问，就会有转机。白天，亲朋好友一波一波地来，坐在邹蜜床边陪着聊天。夜里，人都走了，她就默默地哭，哭到枕巾湿透。

三个月后，邹蜜从创伤科转入到康复科。父亲告诉她，你妈妈走了。她一滴泪都没流，在那一刻，感觉胸腔被掏空了。

失控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缠绕着她。上厕所，洗澡，整理自己的内务，对邹蜜来说都难以完成。下身没了知觉，她必须靠双臂来完成移动，“无力，那感觉就是。”

那曾经令邹蜜感到快乐的校园生活，似乎也回不去了。她出院的时间拖到了九月，新学期开始，她把男同学写的情书都收了起来。日复一日地训练康复，面对难以控制的身体，邹蜜的性格变得易怒。

邹蜜属羊，她的亲戚说，那段时间，她从一只小绵羊，变成了一只山羊。她不再爱说话，会因为没有吃到喜欢的玉米，跟护工大发雷霆。

身边人给她送来很多书，写海伦凯勒的，还有《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她都不爱看。最爱看的还是那几本专业的英文杂志，她翻来覆去地看，很快就背下来。“我不是爱学习的人，但总要有个希望。我就跟自己说，还能回学校。”除此以外，她不知道未来的自己能怎么办，那两年就这样熬过去。

要接受那个身体残缺的自己，对年轻的邹蜜来说，是极其困难的。贫穷，笨拙，甚至丑陋，是她当时对残障人士的认知。现在谈论起来，她语气里显示出一些惭愧。那些印象，几乎全部来自社会评价与媒介环境。

“当时特别怕成为那样的人。”她说。在康复科的两年，除了认识几个病友外，邹蜜没有接触任何其他残障人士和机构。在心理上，她无法承认自己属于这个群体。

2002年，邹蜜发现了一则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招生广告，她从大专读起，用十年时间完成的专升本，并考取了硕士。

她确实为此经历过一些尴尬的瞬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读研时，宿舍的设施无法容纳轮椅，她跟护工租住在学校旁边。出租屋选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几百米，这样两便失控的话，可以很快回到宿舍处理。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她需要从三四个小时前开始，就不再饮水。

研究生毕业后，邹蜜只投出了不到十份简历。她觉得希望不大——“因为我坐轮椅。”

“为什么很少在街上看到坐轮椅的人”

邹蜜的简历上，并没有写着自己坐轮椅。这是她过往所积累的经验，在那时的人人网、博客等社交平台上，她的照片也从来不会露出轮椅。

当跟招聘公司确认面试细节的时候，邹蜜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是：坐轮椅的话，工作场所能够到达吗？往往，对方会变得支支吾吾，然后对她说，“那个，我们再考虑一下。”电话随即挂断。

直到偶然看到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实习生招聘。邹蜜注意到，那份招聘简章上写着，职位是面向所有人，无论性别、年龄、残障与否，以及宗教信仰。

邹蜜打算试试，这次，她还是没有提及自己的残障情况。出乎意料，在她坐着轮椅进入面试场合的时候，面试官们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惊异，整个过程非常专业。

“为什么我来重庆快三年了，在大街上很少看到坐轮椅的人？”面试结束，面试官送邹蜜出门时，认真地问。邹蜜愣住了，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向她提出过的问题，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最终，邹蜜成为这里的公共关系实习生，并在之后转岗为雅思考官。2016年，英领馆的同事转发给邹蜜一封文件，标题里写，inclusive educat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残疾人全纳教育）。同事是因为看到“disabilities（残疾）”而转给她，而她看到了“education（教育）”，邹蜜决定出国看看。

邹蜜认为2016年是她接受自己残障身体的转折年。这一年，她申请到了美国雪城大学融合教育专业的全额奖学金，在父亲的陪同下赴美留学。

在这所全纳教育和残障学研究位于全美前列的学校里，邹蜜感到了一种思想的震颤。开学典礼上，一名教师坐在轮椅上进入课堂，她感到惊讶，残疾人也可以当大学讲师？不光如此，在每一节课上，邹蜜都不是唯一的残障学生。同学里有人患自闭症、脑瘫、视障及听障……与国内的学习环境相比，这些同学让邹蜜开始觉得，自己逐渐趋于正常人。

邹蜜在美国留学。受访者供图

真正让她感到不被区别对待的，是那些人性化的无障碍设施。在国内，驶着轮椅出门，很多时候邹蜜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在美国的校园里，斜坡、无障碍电梯随处可见。即便是无法修建斜坡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升降机来辅助。

对于像邹蜜这样的轮椅使用者来说，如厕是一件极其容易令人沮丧的事。在国内，找到无障碍厕所并非易事。她习惯随身带一块小朋友用的篷子，实在找不到卫生间的时候，只能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解决。在国外的两年，即便是偏僻的地方，也会有无障碍卫生间。

“这关乎残障人士的尊严，也意味着我们在被关注。”邹蜜说。

即便已经与轮椅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拥有过五辆轮椅，但国内的日常仍然时刻提醒她，你与正常人有所区别。

那一次，两位朋友和邹蜜去逛商场，大门将她和轮椅挡在外面。朋友们只得一人推开一扇门，让邹蜜驶着轮椅从中间过去。他们打趣说，你像个女王一样。一句玩笑刺痛了邹蜜，当一个成年人在众目睽睽，被一扇门阻拦的时候，感到的是无助，她觉得这不该被拿来说笑。在国外，那些厚重的大门被液压装置所连接，只需要按动一颗按钮，就可以轻松地通过。

后来，邹蜜还结识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老师，也是一位轮椅使用者。在他的帮助下，邹蜜找到了具有无障碍设施的公寓——房门更加宽阔，可容纳轮椅通过；淋浴的位置更适合轮椅使用者的高度；还安置有防滑扶手和淋浴凳。

谈起国外的生活，她兴奋地回忆起一个画面，刚下过雪，因为险些迟到，她和同学飞奔在去教室的路上。邹蜜把轮椅速度调到最高档，顺利爬上一个斜坡，她听到同学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喊，you have a magic power（你有魔力）！

成为普通人

进入雪城大学前，邹蜜并不了解什么是全纳教育。为此，她搜索了相关文献，最终只搜到一本华中师范大学老师的论著和一篇博士论文。一年半的学习之后，邹蜜觉得，自己不仅在专业上有所收获，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融合理念中，她觉得残障人士在一个社会中，都应该具有相应的位置。

那时，已经申请到读博机会的邹蜜还是决定回国。高昂的护理费和日渐年老的父亲，使邹蜜放弃了继续留学的想法。

之前在国内，无论是对无障碍设施，还是社会舆论氛围，她始终有落差感。因为身体原因，早在研究生面试时，邹蜜被导师质疑，一个坐轮椅的人，怎么能胜任要到处走动的翻译职责？对方建议她转到翻译理论专业。邹蜜不服，给院长写了封信。院长反馈——不能因为其他原因，来否认学生的学习能力。最终，邹蜜被顺利录取，在毕业时，还拿到了这位导师给的最高分。

回到国内，邹蜜开始意识到，那种争取和改变，或许会让很多人受益。刚搬到小区不久，她发现，开发商没有按约定在正门台阶处设置无障碍坡道。她去做了几番争取，最终修筑了设施。那条修建好的无障碍坡道，也方便了玩滑板的小朋友、推婴儿车的妈妈，还有推车买菜的老人。

在这次教师资格证认定事件中，邹蜜也没有想到，原本只是自己一次个体化的发声，能够被这么多人关注。

最近几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表达支持。其中，不乏与邹蜜情况相似的残障教师。在他们当中，有人因为残障无法拿到教师资格证，只能在高校从事图书管理员一类的非教学工作。也有人因肢体障碍，在2018年国家颁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之后，不符合教师资格认定标准，丧失了工作机会。

邹蜜不喜欢“正常人”这个说法，她希望被视为“普通人”。“残障只是一种生命的多样性状态，就像有的人戴眼镜，有的人不戴一样。”

邹蜜在自己的培训班里。受访者供图

2018年回国后，邹蜜参与了中标救助儿童会对四川、云南特殊教育资源老师的培训项目，进行融合教育师资和家长培训。两年后，她与郑璇教授一起翻译的《沉默的世界不寂寞》出版。这是国内首部聋人手语翻译专著。她还联合其他人，成立了一个叫做“WOW（We’re On Wheels）吾轮翻滚”的机构，致力于无障碍的推广。

她始终记得，参加教师资格证面试那天，出考场时，考官主动将她送出门。那一刻，邹蜜觉得心情有些复杂，即使她感受到了对方的善意，但同时也觉得因为身体原因，被区别对待了。

“如果在提供帮助之前，可以询问一下我们的意愿，究竟需不需要帮助就好了。”她想，那代表着尊重，以及自己被视为普通人。

（实习生汤赛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