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子建

编辑/卢伊

14岁的小杰被绳子捆住，躺在一张床上。一个身穿法衣的中年男子，左手拿着一个装满小米的碗，右手拿着一把桃木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围着小杰不停走动。伴随着中年男子的举动，小杰神情惶恐，大喊大叫：“看到鬼了，鬼在某个地方，要去抓我了。”

这一场法事，名为“叫魂”。在此之前，小杰神思恍惚，经常会说一些在家人看来听不懂的话，诸如在家里见到奇怪的事物。小杰的父母劝阻，小杰则会开口骂父母，与父母冲突激烈时，甚至会伸手打向父母。

小杰的父母认为孩子的奇怪行为，属于“丢魂”，请人来举行“法事”，小杰的症状却越来越严重，只得来到医院就诊，最终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儿童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0.05%～0.08%，男女比率相差不多。儿童精神科医生李刚告诉记者，儿童精神分裂症很容易被家长误判，认为仅仅是情绪不稳定，“一些家长以为孩子是‘丢魂’了，自作主张请人‘做法事’等，这种严重误判，对孩子的病情不利，甚至可能造成二次伤害，使病情加重，应该去正规医院就诊。”

6-16岁儿童各种精神障碍患病率

“鬼”藏在家具电器里，父母请法师“叫魂”

小杰发病时的样子，让家人感觉到害怕。

他会抄起随机拿到手的东西，砸烂家中的桌子、椅子、柜子、电视等。父母阻拦，小杰会大声喊，他是在把“鬼”从家里驱赶。父母问小杰，鬼在哪里？小杰回答，就藏在家里，他砸烂的家具电器等物品，就是鬼的藏身之处。

在李刚诊治的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一些病例出现类似症状，声称看到“鬼”等时，家长却往往并不会认为是孩子精神出现问题。而是认为自己的孩子魂丢了，孩子身上有一些“脏东西”，比如有鬼附身，因此会请一些“法师”驱鬼。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常见。

但驱鬼仪式后，家长往往发现孩子的病情得不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才会想到带孩子去医院。李刚表示，很多家长是在被逼到没有办法，这时才会想到带着孩子来到医院就诊，“家长的误判，是造成孩子病情加重的主要因素之一。”

李刚介绍，声称看到“鬼”或脏东西的孩子，在发病前都会有一些细节，比如会自言自语、神情恍惚等。父母发现小杰会私自购买一些香、佛经、特殊法器等东西，并在自己的屋子里点燃香、悬挂特殊法器，念诵佛经。

病情发展到严重的情况，小杰会认为家里藏着“鬼”，并打砸家具电器，父母阻止时，他还会打骂家人。李刚称，类似的奇怪行为往往会被家长误认为是沾染了一些“脏东西”，但实际上都是精神疾病表现。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主任医师王民洁，从事儿童精神医学近40年，她向记者介绍，2012年至2019年期间，该院病房共收治2000余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经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儿约占40%，“精神分裂症在儿童当中，发病高峰期为13岁至15岁期间。”

王民洁介绍，经确诊的儿童精神分裂症，行为表现与常人不同，思维、情感活动和现实社会出现分离状态，比如妄想、幻觉、幻听等。常见的幻觉表现，往往是在其他人看来，并没有人或物品，但在儿童患者的眼里，声称会突然看到一个人影，或者是眼前出现类似于非正常动物的怪兽，一些正常的物体也会被看得很异常。

一些在现实中很少出现的场景，往往在儿童患者的描述中出现。比如一些孩子会出现被害妄想症，认为妈妈给他做的饭里，会放进去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伤害自己，还有孩子会认为妈妈会把口水吐在烹饪的食物中。当妈妈否认时，孩子就会打骂父母。但就算是当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严重对立时，父母也并不会马上意识到孩子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李刚诊治的一名13岁女孩刘静，在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听话的乖孩子。妈妈发现刘静的行为不对劲，是从她学习成绩开始下滑，甚至不能完成作业开始的。这样的情况在李刚接触的患者家庭中很普遍。

妈妈将注意力放在刘静身上，发现了更多问题。和往常相比，刘静起床时的动作变得僵硬，原来能按时上下学的她，现在却变得经常迟到。学习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孩子看着书，学不进去，口中还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刘静妈妈向老师打听后，也被告知女儿课上学习心不在焉，注意力不能集中。

初时，妈妈认为女儿只是注意力缺陷，对她提出更严厉的要求，语言上责骂，行为上延长孩子学习时间。学校老师也采取了更严厉的“惩罚”，如没完成作业就要补做数倍于作业的习题，每迟到一次就要在操场跑圈等。

但这些措施不但没有见效，相反，刘静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自言自语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最明显的情况是出现了幻听，在明明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她认为有人在议论她长得丑，学习差，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半年后，刘静开始认为周围的人都要害她，尤其是妈妈，她认为妈妈会在饭里下毒，遂与妈妈发生了激烈冲突。经诊断，刘静患了精神分裂症。

李刚向记者介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思维方式和现实社会是不吻合的或脱节的，“出现幻觉、幻听、妄想等，都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情，但是孩子感觉却是很鲜活的存在，这就不是情绪不稳定的问题，而是病理性的疾病了。”

孩子平时好好的，怎么会是精神病？

刘静被确诊后，妈妈认为孩子的病，与学校老师的过度惩罚有直接关系，但校方反驳称，没有证据显示刘静患病与此相关。

工作中，李刚时常遭遇为孩子患病原因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的家长和学校，双方都希望医生能开出证明，锁定病因，以便追责或免责，甚至有人为此告上法庭。但对李刚而言，这很难判断。

网络上有不少学生在校期间被确诊精神分裂症后，家长和学校发生纠纷的报道

他向记者介绍，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儿童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并不十分明确，如有研究认为病因与遗传有关，也有研究指向后天因素。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造成儿童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与患者所处的环境因素直接相关，如孩子的成长环境、家庭环境、教养方式等等。如有的患者家庭环境复杂，父母经常争吵，矛盾冲突较多。还有的患儿家长情绪极不稳定，对孩子动辄打骂，教养方式简单粗暴，这些都可能对孩子精神有负面影响。

此外，儿童发病前出现的一些创伤性事件，也会对患者造成极大压力。比如被他人打骂，极为常见的是遭遇学校霸凌。还有的患者遭遇极端家庭事件，如父母离异，亲人突然去世，家庭成员彼此关系紧张、冲突激烈等。

李刚表示，学校霸凌与极端家庭事件对孩子的影响深远。当孩子对生活的渴望遭遇现实冲击，并与环境压力因素叠加在一起，孩子遭遇的压力很大，言语行为上会与平时不同，“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疏导，有极大可能会发展成为精神分裂症。”

孩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对家长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现实。王民洁经常会遇到一些家长对诊断结果表示强烈怀疑。他们认为，家里从没有人得过精神病，不会有遗传方面的因素，而孩子一直表现不错，或许只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才导致出现行为异常。

“我家的孩子平时好好的，现在怎么会是精神病？”这是绝大多数家长听到诊断结果后的反应。此时，他们采取的对策往往是为孩子请假，带着孩子外出旅游散心。

在王民洁接触的病例中，有的家长就是不接受孩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干脆放弃治疗，带着孩子走了。作为医生，王民洁怎么也拦不住，她无奈地向记者表示，一些家长认为带着孩子出去放松就可以了，这其实是错误的想法，对孩子的未来成长非常不利。

等当孩子外出游玩也没有效果，自言自语、幻视、幻听的症状没有缓解，家长才会带孩子回到医院。但此时，孩子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如何让家长接受现实，配合医生治疗，是儿童精神分裂症诊疗中的一个挑战。王民洁表示，家里有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对于父母的打击是巨大的。工作中，她会与孩子、家长共处一室，在只有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与孩子交流。如果此时孩子坚持认为听到了第四人的声音，或反映看到眼前许多人影出现，这些不存在的人在孩子的面前做着一些奇怪的行为，即出现幻听、幻视，家长才会不得不接受孩子得病的现实。

考入名校后，她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

家长是否配合，对孩子的治疗至关重要。在王民洁看来，甚至孩子在恢复正常后，病情是否会复发，同样与家长关系紧密。

“精神分裂症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早期发现治疗后，疗效很不错。但家长若不认同孩子得了精神病，也不接受治疗，对孩子后期成长不利。”王民洁介绍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经治疗后，因不遵医嘱（如停药）导致的复发率高达80%，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家长认为孩子情况好转了，就把药停了”。

小玉是在14岁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李刚是她的主治医师，至今谈起，李刚仍有些遗憾。小玉的病症本来控制得极好，却还是在5年后出现了复发的迹象，不得不再次找到李刚就诊。

原来，小玉经治疗恢复后，回到学校上学，并考入某重点高中。按照发病前的学习成绩，父母认为小玉完全有实力考取北大清华等全国名校，但他们不想给小玉太大压力，同女儿商量后，将志愿改为一所省内名校。

顺利录取后，小玉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她第一次离开了父母，独立生活。

入学前，在父母的提醒下，小玉一直按时吃控制病情的药物，在家服药也不用避讳。但来到大学后，父母不在身边，提醒效果欠佳。小玉住在宿舍，又不想在同学面前吃药，便自己随意停了药。仅仅半年左右，小玉就变得情绪不稳定，经常与同学发生矛盾，甚至出现幻听，疑神疑鬼，认为别人无时无刻不在议论她。

与室友多次发生冲突后，小玉选择离开宿舍，父母为她在校外租赁了一处房子居住。但住了一年，小玉的幻觉越来越强烈，行为也越来越异常，和她在初中发病时一模一样，父母才意识到女儿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

小玉再次治疗后，病情得到控制，李刚再三强调，一定要定期复诊，并遵医嘱服药，绝不能随意停用。目前，小玉已经大学毕业，进入某知名企业工作，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没有出现复发迹象。

患儿返校难：有学校要求家长每天在校待命，出事随时处理

面对精神疾病，医生往往能借助现代医疗技术，控制住患者的病情，但当患者重新融入社会时，仍会遭遇重重困难。李刚说，尤其对于患病的儿童，经治疗后还是会出现如学习能力、适应社会功能受损等后遗症，回归社会同样艰难。

李刚发现，学校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接受度很差。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患儿，由于不得拒绝孩子重返学校，这时，学校就会想方设法提一些苛刻的条件，如要求必须提供医学证明等，阻拦孩子重返校园。

工作中，李刚多次被学校要求开具相关证明，他都拒绝了，“孩子有权利去上学，为什么要医生证明他能够上学了？”

证明走不通，学校便想出另一招，要求孩子的父母必须签署保证书，明确孩子的病不会影响其他学生，且一旦发病，一切后果由家长承担。还有学校要求父母在孩子上课期间，必须要有一人随时在老师办公室等待，万一孩子出现情况，家长需尽快赶到教室处理。

家长认为不合理，却被学校相关负责人反问：你说孩子精神分裂症治好了，谁能证明？学校里这么多孩子，万一出点事，谁负责？

种种苛刻的条件，导致孩子无法在原学校就读，只能举家搬离原居住地，去往另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学校就读。

在王民洁看来，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经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后，进入社会，需要形成一个从家长、学校、社会等各层面的全程管理，比如社会志愿者、学校老师、社区、相关部门等提供支持和帮助。

如果患儿回归家庭、学校、社会各个阶段都有人提供支持，将有很大帮助。“但目前并没有形成全程管理模式，仍然需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帮助这些孩子们。”

（应受访者要求，小杰、小玉、刘静、李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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