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折后价6500元，孩子自己倒尿盆，北京这家黑托儿所竟学位紧张“到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这是国务院办公厅于本月印发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的一句话，引发了很多新手妈妈的热切召唤：“第一批示范机构就落户在我们小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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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怪妈妈们有这样的期待，记者调查发现，因为多数幼儿园都只招收3岁以上孩子，“托儿所”已经成为妈妈们最渴望的稀缺资源，而社区里现存的、可接收3岁以下孩子的托管中心多为不规范经营。缺少监管，缺少竞争，一些托管中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收费高、涨价频繁、师资弱等问题。

现状

1. 没有资质，多为超范围经营

乐乐妈妈上个月把刚满两岁的乐乐送到了小区里的“托儿所”——小区里一位孩子妈妈投资创建的托管中心。她租的就是小区商住楼的一个四居室，改造后于去年秋天开张。

这个托管中心，乐乐妈妈是在小区业主群里看到了它的开张消息，实地考察了一次，又在群里咨询过多次，发现口碑还可以后，才试着把孩子送了进去。一个月后，乐乐妈妈觉得这个改变利大于弊——孩子的姥姥、姥爷很快回了老家，她跟邻居合请了一个小时工。“我爸妈能安心养老，家里也清净了，孩子虽然没有之前受到照顾多，但早晚也有这一天，早点适应也好。惟一不踏实的就是托管中心没有资质，怕它办不长久。”

乐乐妈妈的担心也很现实。记者以给孩子找托管机构的名义，连日走访了多个能接受3岁以下孩子的托管中心，这些托管中心多数开在居民楼里，少数在商住楼里，大部分托管中心都是在超范围经营，好一点的机构有绘本馆、国学馆的营业执照，差一点的则完全没有资质。当记者质疑托管中心没有经营许可证，不放心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一位老板声称“你说的那种教委审批的正规托儿所根本没有”。她告诉记者，以“托儿所”名义办园，教育部门不负责审批，而工商部门也是参照早教机构审批，“您可以看看我们的师资条件、听听我们孩子家长的反馈，我们都不用做广告，都是孩子家长帮我们宣传，您就放心吧。”

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市教委位于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服务电话，工作人员答复说，3岁以下的“托儿所”确实不需要教育部门进行行政审批。根据新发布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办“托儿所”，在提前办理好应急、卫健、住建、人社等部门开具的认定材料后，营利性“托儿所”只需到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而非营利性“托儿所”必须到县级以上的机构编制部门或者民政部门登记。

2. “学位紧张”，有的孩子不收

记者注意到，因为没有资质，这些托管中心几乎都没有对外宣传，甚至在网上也都查找不到招生信息，生源都来自托管中心所在的小区或者附近小区的居民。

但即便是这样，很多托管中心也不愁生源。记者走访的最小的一个托管中心面积只有100平方米左右，收有8个孩子，中心的老师告诉记者，“两岁以下的、不会自己上厕所的、下午五点之前不能接走的孩子，我们都不收，否则可不止这些。”

对于这种“学位紧张”，很多家长都有体会。“我们是第一批进去的孩子，当时它们刚成立，我们孩子不会上厕所，老师也收了，但是现在我们这家托管中心里已经有20多个孩子了，不会穿衣服、不会独立上厕所的孩子，确实被拒收了。”张娅也是去年把儿子小宝送到了自己所在小区的一个婴幼儿托管班，亲眼看到了托管班老师们对后来的孩子们进行考察。“给孩子准备小尿盆，孩子尿完以后得自己去倒到马桶里，还要自己吃饭，能独立做的孩子才能被接收。”

张娅告诉记者，自己的很多同事都非常羡慕她的选择。“她们都开玩笑，之前买房子光留神学区了，忘了孩子上学前还有6年呢，以后必须把有没有托儿所也考虑到购房条件中，有好的托儿所的小区也应该算是学区房。”

张娅同事们开的玩笑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很多家长希望社区附近能有3岁以下婴幼儿照看服务的公立机构，但这个需求这些年始终没有被满足。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在2016年有一项调查，在各类主体幼儿园里，3岁前婴幼儿的入园比例不超过4％。

这么低的比例并不代表家长们没有这个需求，而是因为这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针对十城市的托育服务调查中就曾经得到过数据，接近80％的家长希望在小区里设立托育机构。

3. 收费偏高，打八折还要6500元每月

正是因为缺少公立“托儿所”，监管不明确，现有的托管中心虽然收费都超过周边的多数幼儿园，但在师资选择、招生费用、卫生条件等各个方面都缺乏稳定性。

张娅是她所在小区托管班的首批顾客，拿到了八折优惠，但价格也不低，“折合下来每个月6500元，还不包早、晚饭。”上了半年多后，张娅和几位家长都对托管中心表示了不满意，最突出的三个方面：所谓的户外时间就是上午带孩子在小区里遛弯半小时，其余时间全都在室内活动；孩子的午饭、加餐都极其简陋，“有一次我到的早，现场看到的，分给孩子的下午点心就是一小牙儿苹果，估计是一个苹果的十六分之一”；教师的职业素质比较低，“20多个孩子，只有3个老师，其中有幼教证书的老师当着家长的面对孩子的态度就比较差，基本不动手照顾孩子，倒是两个没证书的小老师比较有耐心。”

张娅和家长们与托管中心沟通后，对方承诺调整，但调整的内容跟家长们的建议几乎毫不相关。托管中心聘请了几名兼职教师，有外教、图画老师、音乐老师和乐高老师，给孩子们增加了授课内容，费用也上调了20％。

糖球妈妈所在的社区也是今年年初增加了托管中心，开在社区养老驿站的二层。糖球妈妈在托管中心试运行期间就带着孩子上了试听课，但是高昂的价格把她“吓退”了。“两岁半以下的孩子，全托的话，每个月的费用超过1.2万元。这个托管中心没帮我们解决问题，反而在小区产生了副作用，有的阿姨拐弯抹角地要求孩子父母给涨价呢。”

专家建议

优先发展适当补贴合理布局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曾多次呼吁将托育服务业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出台后，她觉得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标示着近二三十年托育服务无人管的局面得以突破”。

对于政策的落实，杨菊华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建议：首先，在托育服务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应该将它作为社会服务业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其次，政府应该设立专项的托育服务资金，以制度性的方式，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定额和定向划拨通过向社会托育机构提供补贴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激励社会服务；孩子在家托育的家庭，同样享受政府补贴，因为他们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照护负担。

最后，托育机构的布局必须进行合理安排，最好在社区内或者附近。在建设网点的时候，政府也要帮助协调，对现有闲置设施改建、扩建或改善，尽快填补目前托育服务机构缺失的空白。

而在建议之外，杨菊华也提出了意见中还欠缺的一些规定——从托育服务机构准入条件、工作规范、服务标准，到保教内容、收费标准，都需要设定明确、可操作化、最基本的服务标准底线。

“同时，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涉及了多个管理部门，部门协同不是有了指导意见便可实现的，体系在实际运行中会面临各种挑战。”比如，各部门间如何互通有无；各类机构如何获得、共享教师或保育人员“黑名单”；如何切实阻止“黑名单人员”再次从事这一行业……杨菊华认为，“婴幼儿照护的政策体系还需更加细致地设计，服务体系也需在实操中进一步完善，婴幼儿照护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