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80、90后，可能是最悲催的那一批人。出生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结婚的时候又赶上三胎政策。这就是说，会有相当一批人面临着要承担“没有兄弟姐妹”的养老任务和“生三个娃”的社会责任。

听到这是不是有些着急了？甚至还会有点怨气，你不让我生我就不生，你让我生我就生？

如果你了解中国人口历史的发展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压迫任务，很可能会有另一种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对人口进行调控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汉代，但根据一些古籍的数据统计，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人口也不会少。青铜时代，我国人口大约在1300万左右徘徊。后来从西周一直到清末，根据张善余先生的《中国人口地理》研究，从2000万增长到2亿人口。

数千年的历史中，人口变化有暴增，也有骤减。可总体是趋于上升态势的，这主要跟我们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小农经济，即自给自足。翻译成白话就是，种多少吃多少。

如果你家耕地大，每年收成多，不仅吃不完还能有余粮。剩下的粮食，就能雇人替你劳作。可这雇的人从哪儿来，自然是别家吃不上饭的人。这么一来，地主和农民就有阶级差别了。

或许会有人问，那你少生一点也不就行了吗？

古代哪儿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避孕手段，更何况没生出来之前，你怎么知道是男是女？男的就代表劳动力，能下田干活。女生如果出生在富裕家庭还好一些，可如果出生在一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家庭中，无疑是个“累赘”。好一点的被卖去做童养媳，差点的就直接卖到青楼，甚至扔在路边做弃婴。

这么一来，在人口快速成长的同时，重男轻女的观念也逐渐形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土改了，妇女也得到解放，人口问题再次摆在台面上。

1953年，中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不含台湾省人口我们达到了5.81亿，同刚建国时期的4.75万亿增长了7000多万人。人口虽然多了，可粮食的产量却没跟上来，较之建国时才刚涨了5000多万吨。这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要面临着挨饿的局面。

人口同经济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蓬勃旺盛，而人口结构失衡也会拖累经济的增长。

当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个命题，毛主席在制定《1956-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方法纲要》的草案中第一次提到计划生育的概念。可在次年，毛主席就认为当前中国的国情暂不适合节制生育，反而应该放开生育。

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想摇身一变成为工业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工人阶级！炼钢、修路等各种工程都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去实现，面对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工人力量。一直到将近十年后，1969年的时候全国总人口突破了八亿大关。

人口总数是上去了，可又有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比例很成问题，此时我们城镇化的规模还很小，再加上农村的生育观念较强，导致大部分劳动力堆积在农村，依然是农业生产力，暂无法转化为工业生产力。同时我们的社会资源又落后于人口的发展。

接着我们又严格控制人口的发展，于是在70年前提出了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中心指导思想的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以来，也一直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贯彻落实。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有不少人一直将“少生”作为重点，其实“优生”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种“优”不单单体现在生育环境的优良，更应该在后续的教育中下苦功夫，达成人才培养的目的。

说白了，就是人口总数要跟社会资源形成一个适当的比例。这里指的资源，并不是指一个人每天要吃多少大米，喝多少水，而是考虑到教育、就业、医疗等方方面面的资源。

现在中国为什么需要人口？

我们这几年最常听到的一个人口社会学名词，叫“老龄化社会”。

什么是老龄化社会？一个社会上老年人的数量变多？对，但不全对！人口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我们不能光看一个群体数量的增多或减少，就因此而定性，而是要看这个群体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如何。

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如果按照联合国老龄化人口7%的警戒线来算，中国老龄化社会应该处在中高等水平。老龄化社会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

经济的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出口，过去四十年我们的经济能飞快增长，就是因为这三架马车全都跑起来了。即便近些年，我们由于疫情、贸易战等因素，这路有些不平，有些颠簸，但也跑得不错，可未来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一架马车会跑不动。

最先力竭的这架马车，应该是消费。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村子原先有1000口人，他们每个月需要吃掉100头猪。再加上要去卖给别的村的一些猪，那养猪户一个月至少需产出110头猪。

过了十年，村子里就剩下500口人，每个月就需要吃掉50头猪。

又过了十年，村子里剩下100口人，每个月需要吃掉10头猪。

那养猪的人会怎么做？减少养猪的成本，每个月只养11头猪就够了。

这并不是保持一个平衡的问题，而是社会财富会随着人口的萎靡逐步缩小。原先一个村子有一百头猪，现在一个村子就只有十头猪，这么一看你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吗？

紧接着，人们慢慢开始不再养猪，因为没有利益可以赚了，这便是投资这架马车也跑不动了。村子里仅剩的猪也只够本村人吃，就更别提卖给别的村，然后出口这架马车也奄奄一息。

国际上对于生育率的标准是平均家庭要达到2.1，也就是说一对夫妇需要生2.1个孩子才算是正常的生育指标。可眼下美欧、日韩、新加坡、均在这个水平之下，而我们更是降到了1.3。全世界只有南非和中东一些国家，生育率有明显的上升。

这个有关于区域生育的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去讲。

我们要面对的情况不单单是猪多不多的问题，还要考虑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负担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总共有三次婴儿潮。第一次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在国家开放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孩子们，这批婴儿潮现在应该是70岁左右的老人。

第二次是上文刚刚提到人口突破8亿大关的那次，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国民经济逐渐好转，人们“生娃”的热情又高涨起来。现在这批婴儿潮应该是五六岁的中年人，马上就要步入退休的行列。

第三次是1986年-1990年，主要是第二批婴儿潮的人口成家立业，导致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一批婴儿潮。这批叫“回声婴儿潮”，也是现在肩负被“催生”的任务的80、90后们。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临门一脚”就是第二批婴儿潮，这批人数最多，是中国人口红利的主力军。人口红利眼看就要转化为人口负担，这个负担到底有多大？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的养老金缺口有多大？

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显示，未来5-10年的时间，中国大概会有8-10万亿的养老金缺口，并且这个缺口会进一步被拉大。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由每个省的人社部门支出，有些省份如今已经出现明显缺口。其中东三省的情况并不乐观，从2016年开始养老保险基金便呈现负数状态，而且差额都在四五百亿徘徊。

东北地区是中国重工业基地，正好在第一批至第二批婴儿潮时，东北因发展工业而衍生了大量的工人岗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沿海地区的崛起导致东北年轻人流失加剧，失去了经济的活力反而要承担庞大的养老开支，东北地方的日子着实不好过。

当时最享受人口红利的地方，现在不得不想办法来弥补这个空当。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制度总共有三大体系，其中以国家强制性基本养老制度为主，机关、企业自愿举办的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家庭资源建立的养老金制度为辅。

在中国主要以国家强制性养老制度为主要保障措施，全国养老金总量大约有四分之三来自于这种制度，这同一些西方国家恰恰相反。

像西方这些资本，只要有大量资金的地方就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养老自然也是一部分。关于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兔子再跟大家详细展开说说。

按照目前对第二批婴儿潮的人口推测，在2035年我国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达到1.9亿。到了那个时候，养老金占我国GDP总额多少，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多少个年轻人才能填满一个老年人的养老金缺口？

解决养老金缺口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而是要着眼于整体制度的改革。

说了这么多，也应该谈谈“生娃”的问题了。

年轻人为啥不愿意“生娃”

前面说过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是老龄人口占据社会总数一定的比例，那如果我们同时增加幼儿、少年人口，这个问题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吗？说的容易，可做起来又何其艰难呢。

要求“少生”的时候，我们还能通过各种手段呼吁人们尽可能地减少生育，其中不乏有类似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的标语。可现在要生三胎，我们就给从大环境去入手了。

首先要了解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房价、教育各种乱七八糟的夹杂在一起，客观存在的经济因素固然是很难逾越的大山，但仅仅是降低房价、减少课外培训班，人们就愿意生孩子了吗？未必！

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为挽救低迷的生育率，绞尽脑汁出台了“组屋”政策，成功解决了年轻人们的住房问题。同时还有各种幼儿基金，生胎补助现金的优惠政策，可这些效果都不太理想，眼下新加坡的生育率仍在不断下降。

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日韩，当年繁荣的亚洲四小龙，如今却要为年轻人不肯生孩子而折磨的死去活来。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昔日的繁荣，必定会造成今天的后果。

当一个经济体快速得到发展后，毫无疑问城市化规模会迅速崛起、扩张。同时意味着人口的大量聚集，这样对于住房和日常消费的需求便会增大，在这种环境下第一个吃河豚的人很容易成为资本家，大多数人则成了韭菜。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是巨大的生活压力，这种压力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拮据，还有社会形成的一种压迫。现在的年轻人一谈到“生娃”问题，都会笑着摆摆手说：“每天工作很累，回家根本没那个精神。”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回报少了，我们说过在农村生一个男娃就是一个劳动力，将来长大了就能下田耕种，来年能有个好收成。可现在生个孩子，从胎盘就要开始养了。各种检查费、营养费、教育投资、将来还可能要买车买房。很多80后表示，想想自己父母的处境很可能就是自己老了以后。

况且父母一代大多是有储蓄的习惯，可大多数年轻人要么是没有储蓄的习惯，要么就超前消费。等到自己老了的时候，能不能给孩子拿出这笔钱都是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以前养儿能防老，现在养儿给啃老。

很多人说这种想法是自私的，兔子倒认为这恰恰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亚洲生育率为何会低迷？这同我们文化土壤是分不开的，要生孩子便需要家庭为依托，因此婚姻一定是置于生育之前的。这种道德观念，在欧美等地显然不如我们如此强烈。

理解年轻人的难处后，我们不能说因此不生，而是要想想，应该怎么生？

如何鼓励年轻人生娃？

现在东北地区已经出现现金奖励三胎政策，这确实是一种办法，但恐怕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为了现金去生娃，恐怕只有像奥地利那样的国家能做到。

除了住房问题外，在孩子的教育上是不是能够想办法改变一些？将更多的素质教育，例如艺术、体育等项目在更多更广泛地纳入到义务教育之中，这样既减少了父母的额外开支，又保证了孩子们的必要教育。

还有在城市集群上的问题，现在许多年轻人都想扎根在大城市，可有限的资源在面对巨大的需求量时价格必然会成倍增长。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做到对大城市人群进行一批分流，例如在互联网等新型科技产业崛起后，人们的办公环境可以松动一些，在二三线城市照样就能顺利完成工作。

这样做的好处不单单是缓解大城市的资源紧张，促进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或许在看护孩子的问题上会更轻松一点。

第二批婴儿潮的人马上就要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退休在家后可以帮着年轻小两口照看下孩子、这样将幼儿问题同养老问题结合在一起，或许负担会成为另一种可行的办法。

以前我们是农村往城镇走，城镇往二三线城市走，二三线城市又往一线城市跑。现在人才回流一部分，反而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女性权利的保护问题上也要得到重视，尤其是在职场上对女性生育的歧视要彻底消除。让“生娃”这件事成为婚姻内部的话题，不应再有工作或其他因素的后顾之忧。

结语

谈了这么多，似乎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一点。生育率低迷是全球的一个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经济上行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其中经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观念、制度等问题位居于次要地位。

“生娃”要和养老问题结合在一起去看，人口问题就像是一根扁担。如果一头挑起石头，一头挑着棉花，那肯定是会打翻的。

对于经济体来说，短期看金融，中期看政策，长期看人口。

当前中国仍在享受人口红利，可马上就要把这碗饭吃光了，我们不得不考虑下一碗饭要怎么做才能做得好，吃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