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几个孩子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教养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现实？为什么“直升机式父母”大量兴起？为什么看似理智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过度投入？《爱、金钱和孩子》从经济学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

一、关于生育几个的决策

为什么人们要生育孩子？生育几个的决策是怎么做出的？

作者认为一个社会学视角的基本答案是进化决定，因为生孩子可以传递基因，故自然选择偏好喜欢生孩子的个体。但这显然不能解释我们看到的基本事实，否则在没有财务约束的情况下，父母会尽可能多地生育孩子。

家庭经济状况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不必多说，因为富有的家长可能通过购买更多便利的生活电器（上世纪美国婴儿潮的一个解释）、雇佣保姆等，换来更多的育儿时间，给予孩子质量方面更多的资源支持。另外一个原因是机会成本。生养孩子大量占用夫妻特别是女性的时间，在女性深度参与社会劳动分工的时代中，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

这两者之间会产生的一个冲突，我把它称作“生育悖论”：父母为了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而努力工作，随着双方职位薪酬提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所以富人并不是无限制的生育孩子，时间对所有人是公平的，能力越大意味着机会成本越高，比尔盖茨多生育一个孩子即是对微软和基金会投入精力的分流。

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个人认为是极具说服力的：父母在享受拥有孩子的同时，也在享受孩子的“质量”——即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人后变得成功和富有，他们无私地关心着孩子的幸福。因此父母们由追求孩子数量，转向寻求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平衡。在一个教育投资回报率提高的社会中，父母不得不增加教育投资，这样一来，只得分散用在每个孩子上的资源。这种对质量的追求，或导致家长做出减少育儿数量的决定。

二、“直升机式父母”的兴起

根据对孩子干预强度的不同，作者把教养方式分为四类：忽视型、放任型、专断型、权威型，后两类就是所谓“直升机式父母”的密集型教养，其中专断型教育的特征是要求孩子绝对服从，权威型也是一种强侵入式教育，主要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价值观来达到目标。

作者研究发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不平等情况下降，更自由开放的放任式教养模式和旨在培养孩子独立性想象力的教学方式兴起，但从80年代后情况扭转，随着经济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提高，家长更加尽力督促孩子，高参与度、高控制度的密集型教育方式的“直升机式父母”兴起。这种情况在美国、中国等收入不平等的国家更为突出，而在北欧国家和瑞士、荷兰等国则不明显。

作者认为，教养决策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因素推动，基本观点是：父母的养育模式决策是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作出的理性反应，特别是对于孩子成年后生活的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一个低不平等和低失业的社会中，如果犯罪、吸毒等情况很少见，父母没有理由担心孩子会遇到严重麻烦，即使学业表现不出色，由于蓝领的收入与医生工程师差别不大，孩子依然可以过上好日子，那么监督孩子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父母预期教育会获得高回报、而教育程度低则生活艰难，那么即使以抑制孩子发展为代价，父母也有很强动机督促孩子。

因此，收入不平等加剧和教育回报率提高，是“直升机式父母”兴起的根本原因。这也就解释了在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欧洲国家，更多的父母选择放任式教养模式。

那么，不平等的加剧和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技术变革。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条件，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了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需求，双方的劳动报酬差异被拉大，从而产生了教育溢价。

三、教育的未来

毫无疑问，父母都是爱孩子的，都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的。家长总是比孩子自己更加关心孩子的未来。但在成功的教育中，仅有爱是不够的。

除了爱、金钱、时间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能力。教养能力同样是父母的重要约束。一个在专断型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家长，或许不能理解放任型和权威型教育各自的优缺点，或许不懂如何对孩子实施适合的教育。

社会不公平、教育回报率上升是家长必须要接受的，而教养能力才是我们真正有所作为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的成功也像投资的成功一样，是父母认知的变现。（尽管关于这一点需要讨论，查理·芒格可能有不同意见，芒格认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玩伴的重要性要高于父母。）

教育之难，难在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家长不可能刻舟求剑，用同样一种方法去教育三个不同孩子。因材施教意味着，孩子数量增加时，育儿的精力投入也要相应增加，这又对家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育儿中每次面对不同孩子的不同情况，如何平衡原则性和灵活性，作出适当的判断和反应，都是对家长能力和智慧的一次次考验。

与以往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剧烈的变化是下一代在成人后面临的常态。没有什么知识可以应对所有问题，快速的技术变革使传统知识过时，降低孩子从父母和学校学得知识的有效性。

在剧变的环境中，只有独立思考、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才能应对未来的变化。正如卢梭所言，让孩子作出独立决策，并从他们自身行为中的正面或负面结果中获得经验，孩子变得更加成熟、坚定、自信，并最终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勤奋的美德，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95%的中国家长认为勤奋是重要美德，美国这一比例是65%、德国不到30%、北欧国家低至11%－17%，普遍更加认可孩子独立性和想像力的重要性。勤奋的作用不可否认，但独立生存、独立思考、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是新的社会环境对这一代孩子的要求。

家长自然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育儿的目标和预期。

没有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也没有圣杯一般的育儿指南。孩子成长是终身的课题，教育的过程将延续到孩子成年之后。放眼长远，放宽对成功的定义，专注于孩子长期表现，把孩子从竞争的战车上解绑下来，是比鸡娃更迫切的事情。李玫瑾教授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鸡娃不如鸡自己，家长在自己身上用力，或许才是家庭教育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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