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有铜镜上万枚，发现具有透光现象的只有四枚，可见透光镜之珍贵，四枚中有一面“见日之光”透光镜(直径7.4厘米，重50克)，与此镜外形纹大致相同，仔细研究发现有三点不同。其一，上博透光镜的内区为八曲连弧纹，此镜为十二曲，一般来说，十二曲连弧纹日光镜存世较为稀少；其二，上博镜八曲连弧纹每一曲的中心，有一短线与钮座垂直相连，而此镜只有4根短线与钮座相连，且不垂直(可以发现这里八曲加八根，十二曲加四根，和相等)；第三点不同在“@”符号上，上博镜“@”是顺时针旋转，此镜是逆时针的。古人铸镜时暗含什么寓于意，还没有人研究。

　　透光的说法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光线好像穿透了金属的镜体，从镜子背面反射出来一样，所以透光镜的称呼就传下来了。古人把这种具有幻术般效应的“透光镜”一直视为“神物”。然而遗憾的是透光镜的制作方法却未能代代相传，至宋代(公元1000年左右)即已失传，宋以后的铜镜就没有发现有透光的。

　　千百年来历代无数学者试图揭开铜镜透光的神奇奥秘，进行过大量探索和研究，唐代《古镜记》中载：“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世有透光鉴，以鉴承日光，则背纹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宋代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也讲到透光镜“映日则背花俱见，凡突起之花，其影皆空。”金代麻九畴，元代吾丘衍，明代方以智，何孟春，清代郑复光等人的著作中对透光镜都作过描述和探索。

　　国外对透光镜的研究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欧州与日本学者，对此也作了不少努力，发表了不少见解，但是无论从古至今，从中到外，谁都未对这个千古之谜给出正确答案，没有人去用实验的方法来证实自己的猜测，更确切地说，还没有人真正复制出与西汉透光古镜完全相同的镜子来。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和上海交通大学等一批科学工作者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通过实验，终于揭开这个千古谜案。

　　研究发现，汉代能透光的铜镜，只有“日光镜”和“昭明镜”两种，这两种铜镜都有别于其它铜镜的特点：镜体有一宽且厚的边缘，镜体很簿，小于1毫米，镜面微凸，镜背有凸起的环向布置的纹饰。由于铜镜在铸造过程中，镜体较薄处冷得快，镜环较厚处冷得慢，产生铸造残余应力，在研磨过程中又发生弹性形变，使铜镜成为具有曲率差异的全凸镜面，镜面产生与镜背花纹铭文相应而肉眼不易觉察的曲率，从而产生透光效应。

　　总之，西汉透光镜的透光机理可归结为：“铸造成因，研磨透光。”现流传的“日光镜”和“昭明镜”存世很多，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透光”的特性，但通过实验，绝大多数都不能透光了，原因是镜面锈蚀，真正能透光的存世甚微，所以现存世的透光镜件件都是稀世之宝。现存世的透光镜镜面形成了一种叫“玻璃廓”的保护层，使镜面平滑光亮，如冰似玉，照人映物，纤毫入内，折射出一种宝光，“玻璃廓”一旦形成，镜面将永不锈蚀。另外，是否有“玻璃廓”也是鉴别透光镜的首要条件之一。

透光镜镜面玻璃廓的成因有专家对此作了专门研究。据《文汇报》1999年12月6日报道：运用凹凸透光原理的古代铜镜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材料选用严格，研磨周期极长，自然形成表面保护层“玻璃廓”更需一个世纪的光景，因此透光镜一直是宫廷用品，难以流行民间……。这里揭示了“玻璃廓”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那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千千万万面铜镜之中，只有极少的几面形成了“玻璃廓”，而绝大多数形成不了呢？能形成“玻璃廓”的铜镜是否有特殊工艺或材料？

　　这些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进一步去探索,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对考古学而且对金属表面处理都具有极其重要学术价值.

　　透光镜的奥秘已经揭开，由于制作原理已公布于众，所以现代仿品众多，仿制方法有二：其一是整体仿制：即从制模、铸造、打磨、抛光，到成品为全新面貌出现。仿品成像效果好，但铜质、铭文与真品相去甚远。其次是老镜新磨：即把汉代“日光镜”或“昭明镜”之类具有透光特性的铜镜镜面进行重新打磨加工，也会出现透光效果。但收藏者仔细鉴别下，还是可以发现的。　　总观这面西汉见日之光透光镜，出土时间很早，是半传世之物，保存极好，透光效果之完美，在国内所在透光镜中堪称绝世孤品，为我们的研究探索透光镜的奥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