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5年4月，母亲把我生在了炕根子下

1965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19岁的母亲蹲在我们北屋的炕沿下，双手紧紧抠着用橡树木头做的炕沿子，痛苦地呻吟着、喘息着。父亲则从母亲的后背簇拥着母亲，父亲的双手伸过母亲的腰部，在母亲的腹部五指交叉扣上一环，用两手掌交叉形成的抛面不断挤压母亲的腹部……随着母亲最后一声畅快的呻吟，我头朝下被母亲生在了大西山老家的炕根子下。

据母亲说，由于我是母亲的第二胎，母亲生我还是比较顺利的。等我落生后，母亲已上炕躺下歇息，父亲已经把我的全身擦洗干净了，村里山下的老娘（接生婆）才在我老叔的带领下，匆忙推门进入我们的北屋。尽管老娘没有给我的出生提供多少帮助，但这位老娘却给我起了个好听的乳名——“石桩子”，预示我未来身体强壮，意志坚如磐石。

石桩子。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但却是母亲的第二胎，我后面有三个妹妹。母亲说，在她生完我“大哥”住满月家时，姥爷担心炕凉，怕他的“大外甥”着凉受风，就把土坯炕烧得滚热滚热的，还特意安排我母亲和我“大哥”睡在炕头。我18岁的母亲白天喂养我“大哥”十分劳累，倒头便睡，根本无暇顾及睡在炕头，又盖着厚厚被子里的我“大哥”的“冷热”。第二天早晨醒来，当母亲掀开我“大哥”身上的被子时，我“大哥”小小的躯体外依然套着厚厚的棉袄，尽管脑袋上稀疏的毛发不知道已被汗水打湿过几次了，但是，那两只卷曲的小手里却没有了多少温度，天门处也不再有跳动了……随着母亲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我的“大哥”也被宣布夭折在襁褓中，死在了姥爷的热炕头上。等到我出生后，为避免悲剧重演，父亲断然不让母亲再住姥爷家了，直到我四岁左右，母亲生了我大妹后，担心我吵闹捣乱，父亲才允许我去住姥爷家。

从我出生到我五六岁，这期间我所做过的淘气的事情，只有母亲还依稀记得，也只有母亲向我说起，我才能借题发挥，多少写出些故事来。但是，自打我记事起，自打我在爸爸的鞭策和不断地催促下，能够为家里做点小事起，我就已经感知到，我的爸爸就没有把我当做他的宝贝养活着，反而是把我看做他唯一的大儿子，及早地赋予了我勤劳、坚韧、吃苦耐劳的未来家庭接班人的角色。起早去捡粪，烈日下看护白菜地，放学后去挑水等等，这些父亲交给我的苦力活，当时确实对我的心灵和身体是一种折磨和摧残，但现在想起来，父亲及早用劳动磨练我心智、体质的做法，确实对我后来的学习、工作和家庭生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起早贪黑去捡粪，在烈日下被父亲绑在白菜地旁边的山楂树上，八九岁就开始为家里挑水，父亲施加给我的等等劳动训练和肉体的拷打，让我切身体验到了农活的辛劳与不易，体会到家庭生活的困苦，也让我打小就笃定了要坚决走出大山的决心。儿时的困苦、辛苦与劳作，不但磨练了我的意志，而且还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很多酸楚的故事，这些故事值得让我写出来，也值得您的一读与回味。

二、1971年，在捡粪回家的路上，我毫无犹豫地跳进了二大妈的猪圈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家山村农户养猪的人多，而且百八十斤的小猪大多是被散养的，尤其是在夜间，主人都愿意把家里的猪放养出院子。一夜下来，房前屋后、路边墙根都留有猪排出的粪便，把这些粪便用粪箕子捡回家里，堆在院子里的门前，一个冬季和一个春季下来，院子里就可以堆起一个比坟头还大许多的粪堆。等到来年开春播种的季节，把这个粪堆按驮数（毛驴满载驮一次就是一驮子）卖给小队，就可以挣得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工分。父亲恰恰是看到了这个农业商机，但是父亲自己又有重要的农活要做，无暇顾及到这个副业。所以在我六七岁时，父亲就开始打发我早晨早点起来，到各家各户的门前房后、墙角旮旯去捡粪。尤其是冬天的早晨，门前的树枝上还挂着星星，我在被窝里睡得正香时，父亲就不断地把我唤醒。我睡眼惺忪地挎着粪箕子，胳膊下夹着薅苗用的小锄头，脚上穿着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子，出门捡拾牛、羊、猪、狗一夜间拉出的粪便。

捡粪用的粪箕子和小锄头

每次捡粪来回的路上，我都会习惯地要到我的二大妈家中暖暖脚，经常都是遇到二大妈正在烧水馇粥。二大妈家人口更多，二大妈烧柴火也狼虎，灶膛口已经不断窜出红红的火苗，大锅里的水翻开了，二大妈依然还在弯腰低头，用力向灶堂里塞柴火。我小心翼翼走进二大妈的东屋，尽管我的二大伯已经早起出门干活去了，但炕上躺满二大妈的八个孩子，依然不显得松利多少。二大妈扒拉下老大的头，拍打下老三的背，总是要为我腾出个空地儿，然后把从灶膛中拔出的一盆炭火，放在炕上的空地处，让我脱鞋上炕，焐焐脚、烤烤手，暖和暖和身子。我搂着盛满碳火的火盆，暖和着心口，内心却又十分羡慕睡在我身边周围炕上的梦中人。

当时的火盆就是这样的。图片源自网络

大概是在1971年冬季的一个早晨，父亲唤醒我后，就出门做活去了，我偷偷就又躺下睡了会儿懒觉，所以起来晚了，牲口的粪便都被早起的人捡走了，转悠了大半个时辰，我都没有捡到几坨儿粪。尽管粪箕子中是空空的，但是，我依然要到二大妈家中去烤烤火的。依然是那个火盆，依然是火盆里红彤彤的炭火，还有躺满炕上的我的堂哥、堂弟、堂姐和堂妹以及他们轮番发出的香甜鼾声……身子暖和了，脚底儿也热乎了，我走出二大妈的家门口，很不情愿地拿起了放在门口的粪箕子……当我懒洋洋又四处继续寻找猪粪时，二大妈家猪圈里的那头肥猪发出的轻微鼾声吸引了我，我不由自主地走近猪圈栅栏门口。只见那头吃饱喝足的肥猪躺在猪窝的草垫上，嘴角粘满泔水渣子，正喘着粗气，哼唧着消化胃中的泔水呢。猪吃饱后肯定要排便的，果不其然，猪圈墙角处隐约可见几坨粪便还冒着热气呢。 天快亮了， 眼看我也快到家了，可粪箕子里依然空空的，因此，此时见到的猪的粪便简直就如赤脚走在雪地里，见到了一盆炭火那样兴奋和激动。我没有多想，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小小的我竟然纵身一跃，我跃过了二大妈家猪圈的栅栏门，跳进了二大妈的猪圈里。突然出现的动静立刻惊动了肥猪，我不顾那只肥猪的满圈惊跑，胡乱地将那几坨还冒着热气的粪便搂到了我的粪箕子里，由于动作过猛、速度过快，猪的粪便竟然溅到了我脸上和嘴角处……天大亮时，我将装有多半个粪箕子依然还冒着热气的猪粪，盖在了自家门口的粪堆顶儿上……

下面的照片就是我二大妈、二大伯与他们的儿媳、儿女和孙女的合影，其中缺少了王翠琴、王翠珍、王余、王全我四位堂姐堂弟。照片的后面是二大妈家的三间房子，由于窗户破烂，特用摄影师带的白布遮挡了起来。

此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前后，前排抱小孩的是我的二大妈，前排戴着帽子衣服破了的是我的二大伯。

那几年冬季的每个早晨，父亲以换取工分为唯一目的，如同周扒皮一样，每天早晨准时将我唤醒，直到我上了中学，住在了学校里，我的大妹子才接着挎起了我的粪箕子。

如今，我的二大妈和二大伯早已过世，二大妈的家与二大妈的猪圈也早已被夷为了平地，种上了玉米。仅存的只有这些故事，还有故事里的人和事了……

我的老家叫大西山，是一个连乡级行政规划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山上只有我们四五人家，由于家住山上，吃水是我们四五户人家长期面临的问题。因此，小时候入学时的“无名”，还有小时候的抬水和挑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下了同样是酸楚的回忆。

三、1973年，我没有名字，没有书包，穿着活裆裤，光着脚走进了羊羔峪村小学

我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两个，歪歪扭扭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母亲读完小学一年级就不再去学校了。父母二老土里刨食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们四个拉扯长大，把我们的奶奶养老送终。

我记得我八岁才上学，当时的入学时间是过完年后的正月，河套中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我恍惚记得是母亲嫌我在家里太淘气了，才想起来该打发我去学校了。入学的那天早晨，我是和我的同龄堂弟，就是我二大伯的三儿子王余一起去上学的，我们俩都穿着活裆棉裤，当然里面是没有内衣和内裤的，王余光着脚，我也光着脚，我俩边走边玩地来到了羊羔峪村岭根下小学，准备报道上学。到校后，我就小心谨慎又心情激动地坐在高高的凳子上，两手空空地放在桌子上，等待老师给我们上人生的第一堂课。

这张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980年前后，画面左侧是我的堂弟王余。

然而，第一节课却根本没有上课，老师用一堂课的时间点名登记。“张国军”“张静文”“王淑霞”“王余”……看着其他同学一个个站起来，自豪地向老师报告着自己的名字，我心里也是十分焦急，盼望着老师赶紧问到我的名字。终于轮到我了，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左手拿着个本子，用拿有钢笔的右手指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老师的话音还未落，我就从凳子上跳到了地上，大声回答:“我叫石桩子。”尽管我说得非常干脆响亮，但是老师好像还是没有听清楚，他再次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石桩子。”我的第二次回答不但没能让老师确认我的名字，反而是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大笑。坐在同位的王余拉拽下我的棉袄袖口，小声提示我：“咱们姓王，你咋叫石桩子呢，石桩子是老娘给你起的小名，你的大名叫什么？”正当我纳闷人还得有大名，大名是什么意思时，老师已经走下讲台来到我的身边了，他弯下腰，小声又和蔼地问我姓什么，“姓王，我们都姓王。”王余抢先替我打了圆场。于是，那位老师从他的上衣胸前的兜里再次抽出那支钢笔，拉过我的左手，在我左手的手心上写了两个字——“王田”，“以后你叫王田吧。”我抬头望着老师的脸，好奇又听话地点了点头。从此，我饥寒交迫，又蹦蹦跳跳地活到八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名字。

我的老叔王世云识文断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由于我们家族的我太爷早先养过骡马，家族成分因此定级过高，不是贫下中农，所以，尽管我老叔有文化，但也只能在家务农。开学的第一天，放学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反复念叨“王田、王田”，唯恐自己把自己的名字给忘掉。到家后，我老叔问的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给我起个什么名字。当我告诉我老叔，我叫王田时，老叔显得很不满意，也很气愤:“不叫王田，种地有你爸爸呢，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要吃皇粮。”说完，我老叔就将书本上写有“王田”的二字划掉，在下面写上了“王英”二字，寓意我要立雄鹰高远大志，读好书，做好人……那位叫王世友的老师，给我起的“王田”的名字，我只用了一天，就被我老叔给否定了。“王田”，因此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任教师，教给我的最牢固的知识。这位叫王世友的老师目前居住在安子岭乡羊羔峪村的沟门子组。开车回老家，如果遇到这位老师，我都会驻车下来，与这位老师交流几句，关于起名字的事情，他越来越记不起来了……

1977年前后，政策好转，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过华夏大地。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老叔就开始教授我们算数和语文了。老叔很能写，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他把他自己写的文章抄写在黑板上，让我们站在黑板前面，手背过去，面对着黑板背诵他的文章，不背诵下来就不让回家。为此我经常向奶奶告老叔的状。回到学校后，我当然遭遇到的是来自我老叔的，也是来自我老师的更加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拍摄于2000年11月前后，右起我二大伯、我父亲和我老叔。如今三位亲人均已作古。

老叔的教育固然对我语文成绩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在我读初中时，有一次的语文考试，其中的作文题目内容要求，与我老叔让我们背诵的一篇文章极为相似，我下笔如有神般地一气呵成了作文。那一次我的语文考试成绩全年级第一，语文老师还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全年级的同学面前朗读。回到家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叔，老叔听后是无比自豪和欣慰！

2000年8月，在距离退休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老叔不幸患上了肝癌，承德、北京各大医院就诊后，老叔说他再也受不了医院里的鬼哭狼嚎了，说啥也不住院了，只愿意回到家里，能吃就吃点儿，能睡就睡会儿，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2001年1月，在距离过年还不到10天的时候，我老叔在极度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去找我们的奶奶去了。

四、自打上小学开始，我就可以往家里的水缸里抬水、挑水了

在我上小学时，每次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与五、六岁的大妹一起去抬水。抬水来回走的路都是窄窄的山道，弯弯曲曲，回来的路是上坡。我当时的个子已经高过我大妹，由于山道坡度较大，尽管我在抬水的杠子靠近我的位置处，用斧头砍了个凹槽，以固定铁质水桶的把手，但依然挡不住它的突然滑动。经常是在我们两个晃晃悠悠艰难地爬坡时，杠子上的水桶却突然快速地滑向了我这一侧，我被溅得满头是水。由于肩上忽然消失了压力，杠子那头的大妹子一下子趴在了山坡上，抹着眼泪大声哭喊。回到家后，母亲不但不安慰一下浑身湿漉漉的我，还要责骂我的不是……

当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随着个子的长高，我就试着自己挑水，为了让自己站立起来后，扁担两头的水桶也随之能离开地面，我就把扁担两端的链钩子反向缠绕在扁担上，只留出扁担钩子勾住水桶把手。这样操作后，扁担两端的两个水桶就犹如粘在了扁担上，大大制约了水桶前后和左右的晃动，让我感觉肩上的扁担就像是一根大铁棍，死死地压着我肩膀……每当我们费劲巴力地把水缸注满水时，奶奶总是高兴得不得了，“儿子杀猪宰羊我不欢气（高兴的意思），水缸里有水我欢气。”

水桶和挑水的扁担。

大概在1980年前后，我已经上初中了，由于要住校，家里抬水缺人手了，大姑家的表兄，在铁匠铺为我们家打了两只大铁桶，父亲又养了一头毛驴。从此，还是那条山路，还是那口水井，只不过山路上不再出现我们抬水艰难前行的身影，而是父亲赶着毛驴，毛驴背上驮着两只装满井水的大铁桶。父亲和毛驴来回两趟，家里的大水缸里就是满满的水……

后来，老姨家盖房子，把毛驴拉去驮沙子。老姨不知道毛驴也要吃草料才有力气，毛驴也要休息才有精神，为赶工期和节省时间，老姨是快马加鞭，还给毛驴加重载。一周以后，那头毛驴就倒在了沙子堆旁，再也没有起来。

我们抬水，毛驴驮水，供应家里人口饮水长达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以后，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在亲戚朋友的帮衬下，山上的几户人家一起拓宽了水井、修筑了水窖，购买了水泵、铺设了管道，吃上了自来水……

城镇化让我的老家大西山，一个太阳最早照进家的地方，同样不再有人烟了。如今，那口水窖是干的，那台水泵是锈蚀的，曾经的四五户人家早已只剩大山墙，默默地伫立在山的半腰处、相守相望……

水缸里有水了，锅里却没有多少粮食。幸好父亲为生产队放羊，救济了我们父子俩几个春秋的口粮。

五、1975年，父亲为社会主义放羊挣工分，我则挤社会主义的羊奶当饭吃

上世纪七十年代，尚未包产到户，父亲患有肺结核，家里缺衣少粮，吃饭都是大问题。父亲身体稍好些后，依然不能下地干重活，所以就挣得了为生产队放羊的劳动机会，每天按半个标准劳动力的工分计酬。就是因为父亲放羊，竟然弥补了我们爷俩几个春秋的口粮 。

1975年前后，家乡山青水秀，山坡上的柴草茂盛、翠绿多汁，父亲专挑水草肥美的山坡放羊。四五十只的羊群，经过父亲一个春季和一个夏季的放养，公羊各个油光发胖、膘肥体壮，母羊各个丰乳肥臀、性情旺盛，那母羊胯下的乳房，大多被奶水充盈得鼓鼓的，小羊羔撒着欢吃都吃不瘪。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的，饥饿竟迫使我与父亲不谋而合，开始合伙打起了“社会主义羊奶”的主意。

晚上羊群进圈，估摸着小羊羔也该吃完奶了，我和父亲就悄悄地摸进生产队的羊圈里，为母羊挤奶。“妇女棒奶还难受呢，母羊棒奶也保准不舒服。”父亲的话立刻让我没有了负罪感，反倒是让我觉得，我不是在挤“社会主义的羊奶”，我是在为社会主义的母羊服务，为它们减压。母羊嘴里咀嚼着白天吃进胃里的青草，一来二去也就很顺从地、似乎好像也是很享受地，就站在父亲的胳膊下，不躲也不跳地接受“服务”。几只小羊羔起先还咩咩地叫几声，一看是“自己”人，也就乖乖地贴在妈妈身边不闹腾了。我则蹲在母羊屁股后，一只手将一个铝制的碗（我们叫杨碗子）端到母羊的胯下，另一只手则在母羊的胯间，快速交替撸拽、挤捏母羊的两个乳头。黑暗中，我能清晰地想象出，乳白色的羊奶，如两股喷薄而出的甘泉，不断地、一股一股地喷散在我手中的杨碗子里。挤过两三只母羊后，碗里的奶就基本要满了。‘’

当时我和父亲放羊的就类似这种黑山羊。

那时候，社会主义墙角不能挖，社会主义的羊奶也是万万不能挤的。我们父子俩的行为如若被生产队发现，轻者会扣工分，重者则轮着村挨批斗。因此，今晚为哪只母羊挤奶，明晚为哪只母羊减压，父亲心中都有数，这样不但避免了被生产队发现，还确保了小羊羔能够有足够的奶吃，进而能够茁壮成长。

挤完羊奶，我们父子俩就悄悄溜出羊圈。我走在前面，父亲则小心翼翼地端着羊奶走在我身后。回到家，母亲已经点着火了。看着父亲把盛有羊奶的碗放到锅里后，我则赶紧上炕脱衣，钻进了被窝里，只把头露在外面，用两只手托着下巴，眼巴巴地就那么等着。不到一袋烟的功夫，父亲就把蒸好的一碗香喷喷的羊奶端到了我的头前，碗中还插着两只小钢勺。父亲蹲在炕沿前，我则猫在被窝里，我们父子俩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享受着富含高蛋白的、最绿色的晚饭。母亲和妹妹们不喜欢羊奶的膻腥味，饿得睡不着觉，都不会凑近来吃一口的，而且还把头深深地埋在被子里。

从1975年开始，父亲就为生产队放羊，直到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生产队不再有羊群了，父亲才放下羊鞭子。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地都在“偷”吃社会主义的羊奶。有时，上学每周末回家一次，赶上生产队的羊奶充足时，我也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羊奶羹。这样不但可以为奶奶、母亲和妹妹节省出部分口粮，而且，富含高蛋白的纯天然羊奶，我现在以为，它会大大弥补、减缓饥寒岁月对我大脑智力发育造成的伤害。

六、1977年，父亲差点把我三妹子过继出去

在我三妹一两岁时，父亲的肺结核病依然不见好转，无力下地劳动。光靠母亲一人劳动，一年到头挣不到多少工分,年底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欠款、欠工分，日子过得举步维艰，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年不到开春，仓子里就没有棒粒儿了。放学回到家里，看见母亲就喊：“妈，我饿！”“饿吃我”母亲总是生气又无奈地这样回答着我们。实在无力抚养我们四个孩子了，母亲和父亲忍痛割爱，打算把我的三妹过继出去。

这是我奶奶与我三妹的合影，拍摄于1980年前后。

我清晰记得，领养我三妹的人已经把三妹抱在怀里了，可当他抬腿要出门时，躺在炕上的父亲突然又后悔了，费力地抬起胳膊摆着手，执意让那个人赶快把他老闺女放回炕上。那人不情愿地把三妹扔给我母亲后，伸手取回他进屋时，塞进父亲褥子下面的那个小红布包，”我就知道你舍不嘀”，甩下这句话后，又用力甩开门帘子，一阵风似地走了。母亲怀里抱着三妹，与我一起将那人送出大门口外，那人头都没回，怒气冲冲地下了山……如今，我三妹的大女儿医专毕业后，在县城中医院做护士，儿子读初中，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儿女双全。我三妹夫妻俩在县城买了楼房，做着自己的买卖。

七、1983年，我考取了承德农业学校（有链接）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饥寒岁月，是饥寒岁月中的劳动与磨练，锻炼了我的意志，铸就了我的理想与拼搏的精神。尽管我没有考上大学，但自从农校毕业后，在工作和生活中，我没有消沉，积极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提升自己，前后花费八年时间，通过了河北省英语自学考试专科课程，拿到英语大专学历；1988年，通过成人高考，我又到河北教育学院学习了两年，拿到生物教育专业大专学历。1999年9月，通过全国统考，我一个乡下农村中学的一名教师，自豪而荣幸地跨入了全国顶级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师从刘恩山教授，攻读生物学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课。2001年从北师大毕业后，我又有幸进入国内龙头教育出版社工作至今。在京工作的20来年时间里，我依然不断提升自己，认真学习、不断总结，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诸多教育教学论文，尽管今年第六次冲击正高未果，但是希望已在召唤。“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奔跑，梦想终究总是会实现的。

这是我2001年特意到北师大傍边的照相馆，拍的一张学位服照。

贫穷年代，让我们每个人都会更加懂得：不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人，只有忠诚地把书读下去，才能有希望长久地发展下去。

贫穷年代和贫穷的日子，也许一去不再复返了，但是，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故事还有故事里的人和人情大理，我们是不能忘记的。